第28部分(第1/4 页)

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当初李贵妃“矫诏”让冯保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无怪后来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见蒋棻《明史纪事》）。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狼狈为奸”，现在一般都被阐述成“双赢”。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展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者。

张居正对冯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自是宫府一体，其心若兰矣”。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历史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问题，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坐庄？这情绪必须压制下去。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兢业”，不敢大意。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来。当年老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扶正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罗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上窜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哲学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