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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 19 世纪 80 年代,爱国精神所激
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
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
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
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
质疑。①
19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
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
区。然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
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
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
集团。
清朝的最后 10 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
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
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
④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07—214 页。
① 见 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35—602 页。
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
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
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 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
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
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
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
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
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
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
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
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
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
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
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
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
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
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
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
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
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
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
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
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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