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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几滴雨。”

束华如说：“这倒是。不过，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你这个领导者的决心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是统一的，你要做的，必须是人家真心想做的，这样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你说是不是？”

吴明雄点点头说：“这是个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多起劲呀？可割掉了没有？没有嘛。三中全会一开，就是长着‘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民，第一个冲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沿，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乃至改变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命运。”

束华如问：“那时候，你有没有去割过人家的尾巴？”

吴明雄摇摇头说：“我没资格。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平川地区最后‘解放’的少数几个副县级干部之一，和陈忠阳是一批。”

束华如说：“我倒是去割过尾巴的，天天统计各家各户的鸡屁股。当时规定，每户只准养三只母鸡，多一只就得割尾巴。我去的那个村，有个瘫子，没法下地挣工分，自己多养了几只鸡，硬让公社的人逮住杀光了。结果，瘫子当晚喝农药自杀了，死时留了一句话，‘我想活，可共产党不让我活了’。这事给我的震动很大，使我对当时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都产生了动摇。我当时就想：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要起来造反的。”

吴明雄说：“所以，七八年来一次，实在是个大的笑话。谁给你来呀？是咱们这些各级干部，还是下面的群众？多愚蠢啊，作为一个政党，执政以后不好好抓经济，不想着把综台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抓上去，天天搞运动，搞阶级斗争，搞到最后，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民族的素质也严重下降。现在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不少还是那个年代遗留下来的。所以，我给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出过一个题目，就是，从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入市场经济，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体系和观念尚未完整建立起来，在这历史性的转轨期里，我们的行为依据是什么？如何才能从理论上陈述清楚。比如说，面前的这条环城路和大漠河的水，我们以这种人民战争的形式上了，有人也说我们是搞运动。有没有些运动的影子？好像是有一点。彩旗飞舞，锣鼓震天，我想想也像。但这里面的本质区别是，我们是在激发一种大建设的精神，是在解决长期困扰我们平川的两个根本性大问题，是需要一千多万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完成的。最终还是要为平川经济的全面起飞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

束华如赞叹说：“吴书记，你考虑问题总是那么深远。不过，我的想法是，这些问题就让搞研究的同志和理论界的同志慢慢去研究。我们不去管它，就这样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胜利者不受指责嘛。现在，对水和路，不是再也没人议论了么？就连谢学东书记也变了，说咱全民办水，全党办路，是一个大胆的创造。这是他前几天说的话，咱们驻省办事处主任居同安把话带回来的。”

吴明雄欣慰地笑了，说：“所以，我一直和你们说，谢书记还是真心关注、支持我们事业的嘛！支持有两种形式，老省长四处大声疾呼，是支持；谢书记从另一个方面提问题，谈看法，也是一种支持，让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嘛！”

束华如笑问：“大老板，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吴明雄挺严肃地说：“当然是我的真心话嘛，这还用怀疑？”

车到龙凤山前停下了，吴明雄和束华如下了车。

站在半山腰的一块山石上，吴明雄指着被环城路辉煌灯火圈下的大片空白地带说：“下一步，我们就要在这些地方栽大楼了，环城路把咱市区范围一下子从七十八平方公里扩大到了二百一十三平方公里，这大楼可是够我们栽几年的。”

束华如说：“恐怕得栽十几年，栽到下个世纪哩。我看至少五十年内，平川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空间，是让我们留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是平川城建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一次飞跃。”

吴明雄说：“这话咱别说。还是让后人去说吧，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嘛？也许我们今天的目光还是不够远大，也许我们的儿孙们提起我们今天的时候，还会笑话我们小家子气呢。谁知道呢？咱们都别吹牛，别瞎吹什么政治远见。当年蹲牛棚时，我就没想到中国还会有今天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我吴明雄最绝望的时候没有自杀，不是因为已看到了今天，而是因为我有相依为命的老伴和三个没成年的孩子。”

－－真奇怪，在环城路即将全线通车的这个辉煌的夜晚，吴明雄老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