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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的短处；能接受批评；能应付逆境；能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能承担责任并与他人分享权力；能独立思考，有自信而不傲慢，不必依靠外界的表扬来保持自信。

行动在复杂、不稳定，甚至有冲突的情况下，能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能容忍模糊性；有决心取得实绩；懂得何时当为之，何时不当为之。

凭心而论，这些要求不能说不高。然而，“选之艰则材者出”，哈佛经理学院所培养的是未来工商企业的栋梁之材。哈佛经理学院所期望的是成为所有工商管理教育的指路明灯。

二十二　风华正茂上帝在我们的心灵和个性中，储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能力和力量，使我们人生有所建树，而发掘和发展这些能力要靠我们自己。

——诺尔曼·皮尔哈佛经理学院放眼于未来，同学们都向来习惯朝前看。不过，怀旧具有某种精神净化作用。本章我请几位同学回顾了一下毕业十年的历程，经验之谈，见仁见智。我的自述部分乃取自最近的答记者问，不计粗拙，一并献曝。

刘荫华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副总裁，现住香港。已婚，有二子、一女。爱打橄榄球和网球。

“我们提供咨询服务的目的是帮助客户提高竞争力，提高利润。许多中国人、韩国人经营的家族公司已经非常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功只集中在某一工业或某一国家。现在他们希望全球化，把企业扩展到别的国家去。然而这种新的投资往往有风险，所以在大规模投资前，就先请教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咨询公司。

“许多中国人的公司是家长制，作风较为专制，这也许不符合公司将来的发展需要，因为去海外拓展，公司的权力应该下放才行。

“咨询服务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作法很不相同。咨询在亚洲是一门新兴行业。中国人出钱付咨询费不大常见。他们宁可请人吃饭，希望得到免费咨询，以为索取信息、征求咨询意见可以不花钱。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变。

“去海外拓展的，一般是中国人家族企业的第二代。这种现象在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一样。他们认识到咨询服务的价值，其中有的人还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除了国际市场之外，这些公司还希望提高本身运作的效率，因为在香港，甚至在中国大陆，企业的成本正在迅速上涨。中国大陆劳工成本低之类的老观念未必符合现实，所以这些公司希望下面的管理人员能提高效率。

“所谓‘企业重设计’现在风行美国企业界。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解雇员工的代名词，但在亚洲。‘企业重设计’的目的是使现有员工工作得更有效率，使企业成长更快。例如原来要经过五六个部门的决策或程序的，现在精简为一二个部门。

“美国企业管理决策过程较慢，研究问题比较彻底，分析较多，但冒险精神不够。亚洲企业较有决断性，但决策过程信息不足，分析不足，冒险精神似乎过多了一些。还有，西方比较着重书面文字，要求合同法律的严格性较高。中国人则着重人际关系，合同只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起点，更重要的东西并不在文字上。

“我为一家著名的香港贸易公司担任过一个咨询项目的负责人。每次我将报告传真给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时，他总是在几小时之内就亲自答复我。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公司得事先安排时间让我们去作正式报告，然后公司内部再开会，层层决策。我们一般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得到答复。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企业反应迅速，直截了当，并不重视理论分析而只看实效如何。

①　诺尔曼·皮尔（1898─1993）．美国著名牧师。著述甚众，以《积极性思维的力量》一书最有影响。曾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多种嘉奖。

“在美国，我们的客户是大公司的经理，他们大多数是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白人，属中上阶层。他们上过大学，衣冠楚楚，谨慎保守，害怕风险。

我们亚洲的客户则多是家族企业和政府机构。我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是最精明的企业家。他们不怕风险，善于谈判，极重视个人关系。中国人的企业所有者一般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企业经理未必是股东，所以美国企业有如何使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相一致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号称太平洋世纪。的确，下一世纪亚洲的经济力量会变得更重要，但是不会凌驾全球。先进技术和社会进步仍主要来自西方。相反，疾病、环境污染、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乏、医疗保险制度的问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