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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被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说1／3的权力不在党的手里，刘少奇说要追上边的“根子”，都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状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向“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幅阶级斗争的图景被“描绘”得越来越黑。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整个运动明显地向“左”转，而且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刘少奇逐渐走上了领导“四清”运动的第一线。

7月13日，刘少奇视察安徽时就说：“这个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改革困难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这仅仅是刘少奇视察的一个点。1964年7月、8月，刘少奇先后到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了解运动的进行情况，王光美随行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同时，刘少奇不断发挥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实质（5）

在讲话中，刘少奇除突出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1/3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外，还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后十条》关于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规定不那么妥当，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够，要修改，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后才能依靠；二是要扩大“四清”的范围，提出“四清”不只是清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统统要搞清；三是要在运动中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但是，当时各省市区的行动，由于在思想上对这场运动的理解方面存在着同中央不一致的地方，就难免在执行中有些力度不够的问题。刘少奇对此非常不满，并在视察过程中一再督促各地加大力度。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了刘少奇一次发火的情景：

在刘少奇同志一行抵达合肥后，魏文伯同志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一个总的精神是，刘少奇同志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魏文伯同志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提醒我要有思想准备，要在刘少奇同志到南京后“注意”。

临他离开南京前夕，我偕同我爱人徐敏，去看他和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与我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那三个不同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我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少奇同志发了脾气。

显然，刘少奇对运动执行不力很不满，尤其认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8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

刘少奇强烈要求负责干部要亲自到农村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直接经验，“我们的‘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大革命，是比过去的土改、合作化还要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如果负责干部不去蹲点，“就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除开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凡是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搞两个典型”。

刘少奇说：

过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绩的，主要我看是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也起了推动生产的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胜仗。

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的。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

刘少奇把这种对运动贯彻执行不力，认为是党内的右倾思想所致。

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十条》修改由刘少奇负责。同时，会议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此后，刘少奇就转向了领导“四清”、“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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