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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当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话不多，却很干脆：“赞成。”

与此同时，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对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致函邓子恢等人说：安徽群众“特别强烈要求的”，是“‘责任田’3年不变，人大代表李有安（劳动模范）甚至代表群众说话，提出3年又3年不变”。

6月16日，李富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他与农民谈话时，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汇报了这些情况。29日，他又给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写信说：农业问题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工作，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

而对“包产到户”、“责任制”最为支持，也最力主、力陈己见的，是邓子恢。安徽省委自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强行纠正“责任田”，并要求在1963年全部改完。同时，广西也很赞成“包产到户”，也受到反对意见的强烈批评是：“闹单干”。

4月初，安徽省宿县符离区委书记给邓子恢写信，反映了群众的意见，认为“责任田”保持“五统一”，就是坚持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原则，方向是正确的。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接着就派出了工作组去安徽调查。6月中旬和7月18日，工作组给他发来了一些材料：《当涂县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宿县城关区刘合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都肯定了“责任田”，认为“责任田”是“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找出了一条出路”，群众说：“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

5月9日，邓子恢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农村问题发言说：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

邓子恢说：

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太夸大了。因此，可以适当扩大小自由。

我认为，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提出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展开讨论。刘少奇及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5月24日，邓子恢给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信：《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主张给农民多一点“小自由、小私有”，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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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6）

5月底到7月中旬，邓子恢又应邀在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作了报告，分析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村元气大伤的原因是：所有制变动太大，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瞎指挥、经营管理没有上轨道、干部中存在特殊化作风、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等。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要搞联产计酬的包产到户。他针对一些批评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

7月2日，安徽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