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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所抓住的“小辫子”就是：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时的一些观点，1950年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1951年7月对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语等等。

了解情况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观点都是刘少奇的，被高岗强加到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其居心，一望即穿。这一点，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代：他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薄一波对高岗等人的意图当然有所察觉。他后来回忆说：

由于高、饶的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与毛主席的原意大相径庭。毛主席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总理尽快做结论。但是，会上批评我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识到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而是进而攻击刘、周，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我决定再不多说一句话。当时会上要我作第三次检讨，我拒绝了。周总理把我的态度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如此，周恩来表示难对会议作结论。

毛泽东显得很轻松：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邓小平都在会议上对薄一波的工作作了中肯的评价，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

8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大会， 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有一段文字不仅仅是对分散主义进行批评，实际上也对高岗等人的过火行为提出了警告。可能高岗利令智昏，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一段修改文字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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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机构的调整（4）

在报告中讲到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很多修改（黑体字为毛泽东加写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很显然，“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他更对搞小动作、耍阴谋诡计厌恶至极。

但是，高岗显然是昏了头，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宁要一跳撞运气。

高岗借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机含沙射影，“批薄射刘”，其居心昭然若揭。随着会议的结束，高岗企图推倒刘少奇的场合就没有了。财经会议作了结论，就没有了攻击刘少奇的借口了。

高岗先是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高岗对人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

高岗把收集来的刘少奇的所谓“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材料。毛泽东了解后，要他找刘少奇直接谈清楚问题。高岗没有理睬。刘少奇反而主动找他两次谈话，并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高岗反咬一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这还不算，高岗更加进一步地攻击说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高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紧接着，高岗孤注一掷，制造借口，制造谣言，公然提出了所谓的“军党论”。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实际上就是“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的理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

高岗散布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正，提出决议把刘少奇作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代表的提法不对，需重新作结论。

与此同时，高岗提出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即“白区党”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