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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在北京生活，出门不自由。有一次，他想一个人到街上转转，就穿了件黑布衫，戴了顶旧草帽出了门。走到安定门大街上，看到有一家专门为老头剃头的理发店，他就把帽檐往下一拉，不露声色地走了进去。剃头匠为他刮胡子时认出了他，问：“这不是陈副总理吗？”他赶紧说，你认错人了。可一大群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都围过来看他，警卫维持了半天秩序才护送他离开。

还有一次，他与纪登奎、吴桂贤等人吃过饭后想顺路到北京百货大楼看看。不料，刚下车就被人们围住了，多亏跑得快，才算脱了身，商场也没逛成。

为了给大寨幼儿园买玩具，他坚持亲自去商场挑选，警卫张银昌劝他别去，自己保证能买好。他笑着问：“你知道大寨的娃娃们喜欢什么玩具？我知道你银昌手里没银子，我是想少花钱多给孩子们买些玩具。”没想到，到了街上，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叹口气说：“唉，成了活商标啦，不能出门啦，媳妇去婆家，就是不自由嘛！”

出门不自由，他就想方设法在院子里找点活干。他亲手栽了四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两棵葡萄树和两棵风景树。第二年，树上就挂了果，他把摘下来的果实分给警卫班的战士吃，也给来家的客人吃。看看四合院挺大，空着怪可惜的，他就开出了一块小菜园，种上了苦瓜、豆角和西红柿，种出来后经常送给警卫班的食堂。每天一有空，他就到了地里，松松土，拔拔草，干些农活。

从他的办公室到餐厅有一条专设的走廊，他不用，给门上了锁。即便是雨雪和刮风天气，他也要走院子通过。一到夏天，他餐厅也不进了，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圆桌，坐在小板凳上吃饭，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之类的，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完了。

他一生离不开土地，离不开阳光，更离不开大寨。在那些日子里，到了春天下种季节，他晚上就爱做梦，经常从梦中醒来，说：“唉，白日不叫劳动，黑夜回去劳动啦。我梦见回村里下种了，阳坡地种什么，背阴地种什么，可给他们安排了个好！”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来”

爷爷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视察了全国大多数省市，调查研究了各地的情况；通过讲话、作报告等方式向各地介绍了大寨、昔阳的生产管理经验，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并立足实践，为中央提供了一些基层情况。

根据他提出的“三三制”工作方法，除了在全国跑面和中央工作外，他有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昔阳。一说回家乡，他精神特别好，却不让警卫跟着，说：“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还能给全国的农民都派上警卫？在大寨，只要群众拥护，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派多少警卫都不顶用。”

除了不带警卫外，人们还发现一个规律：在北京他坐车坐在后面，回昔阳的路上，却要坐在前面，以便更清晰地看到眼前的庄稼长得怎样了，地里有没有草；大坝修得怎样了，水库里有没有水。

他回到大寨，不先进家门，一下车就往地里走。那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依然脚底生风，一路上眼睛不时地前后左右扫视着。他在地里干活到很晚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醒来，又跑到地里去了，秘书和司机为了找他，七沟八梁找了个遍，却见他浑身雪花，正在地里干得起劲呢。

劳动之余，郭凤莲指着一个陡滑的山坡对他说：“老陈，你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了，还能上得动咱村的土坡吗？”“咋上不动？”话音没落，爷爷“噌噌”地爬上去了。凤莲又逗他：“那你再下去试试。”他好强地说：“能上就能下。”不料，一脚没站稳，滑了下去。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他和大寨人一起干到中午。社员们送饭上山，他和大家一起端着大沙锅吃饭，比起在国宴上吃饭，他更喜欢在地头上端着大碗吃家乡的糊糊饭。大寨人看到他和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到地里参加劳动，在地头吃饭、说笑，都说他当副总理之后和之前一个样。

劳动完回到村里，孩子们见了他，就一窝蜂似的围上来叫着“陈爷爷，陈爷爷”，向他要好吃的。他就逗他们：“我带的有糖，打个滚儿就给。”大孩子不打，小娃娃就果真就地一歪，引得老小笑声一片。

爷爷深深地爱恋着大寨，一旦接到命令要走了，总是怅然若失：“唉！出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