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24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25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顾当时尚未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学业,便立即起程回国,于5月抵达广州。
使周佛海始料所不及的,不仅是轻而易举解决了毕业后的职业问题,而且,当他到了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海滨),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别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220元,而对他却送大洋240元。他感受颇深地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26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同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的一家旅馆中。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便去那里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传部秘书。因为宣传部新近在香港接办了《晨报》,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暂时担任总主笔。为此,他便到香港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生涯。但是,由于他不懂新闻业务,不仅不知道新闻应如何取舍,而且连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结果,连连出错,以致损伤了戴季陶的声誉,不得不请求辞职。
一个人在困难之际,如果得到某人的帮助,或者由于某人的提携,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他会对此人感恩戴德,终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说,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而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27现在由于有戴季陶和邹鲁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因此,他对戴季陶、邹鲁等人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以至成为忠实的信徒。相反,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实际脱离。
周佛海最后脱离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怀疑以至反对。
在国共实现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后,统一战线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他在广州时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过:“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28
对于周佛海在思想理论以及非组织行为的错误,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但都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央决议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