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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