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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如何才能沟通、交往？或者说，如何才能相知、相契？“沟通”的真正可能性在于“自我”——“大我”与“小我”。“小我”是我的“天性”（Ｎａｔｕｒｅ，亦即“自然”），当我回到了我的“天性”即回到我的“自然”时，我就回到了我的“小我”，如同河水流入到海水中。而这个“小我”（小天性、小自然）正好是“大我”（大天性、大自然）的一部分，回到“海”就是回到“洋”。相反，当我没有贴近我的“自我”，或者没有拥有我的“海”时，我也就没有拥有他人的“自我”即他人的“海”——因为这两个“自我”，两个“海”同属一于“大我”，或者说同属于同一个大洋。这样的话，我与你之间的交往不过是两个躯壳之间的“交往”。我与你虽然“知面”，但不“知心”。不少人都有“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感受。这表明两个“自我”的交往要比两个“自我”的躯壳之间的“交往”难得多。当我对我的“自我”所知甚少时，我也不不可能知道别人的自我。两个心智浅陋的人是无“知心”、“知音”可言的。

以中国古代的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为例。这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知音”，不在于一个人演奏的琴声被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即使另有一百个人同时听到了琴声，这一百个人当中很可能没有一个“知音”），而在于这两个人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拥有、贴近了他们的自我，都触及到了隐藏在最深处的“音”。这“音”为两个“小我”，同时为同一个“大我”所“知”。 因此，成为知音（“沟通”或“交往”的另一种说法）首先是双方分别与自己的自我的相遇，是分别预先奠定“共同的知识基础”。唯有在此前提下，两个人的“自我”才可能因为一个或一组符号表达的信息而相遇，如同两条遥遥相隔的河流汇入到了大海，进而汇入大洋中——这才叫真正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沟通、交往、共在）。

当两个人相见时感到相知相契时，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相见”都是“晚”的，相见者在相见的一刻都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因为在这相见之前两个人都不自觉地为这次相见作了长时间的、细致的准备，都不自觉地等待着这一刻。但这种相见是可遇不可求的。两个人互不相知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等待着那场可能的相遇，但也许相遇明天就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生。当代著名的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在他的名著《我与你》中说：“‘你’经由神恩与我相遇，而我无从通过寻觅来发现‘你’。”但即使那场可能的相遇永远不会到来，他们也不得不准备，不得不等待，因为这准备和等待其实并不表现为准备和等待，而是表现为两个人各自在属于自己的田园里认真、诚实地生活，切切实实地贴近各自的“自我”。其实这两个人已经相遇，两个人的自我已经汇入他们所共属的自我。实际上的相遇只是一种偶然和巧合。正如马丁？布伯所说的：“凡真实的人生都是相遇。”

沟通，说到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行家里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是两个深得其旨的人在目光相遇时发出的会心的微笑，而不是一个知情者向不知情者，一个内行向一个外行，一个精英向一个凡夫俗子进行的传播、灌输、开导。

这就是爱默生等人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上见解：要想与他人共处，必须先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做一个诚实的农夫，一个猎手，一个自食其力的隐居者。只有这样，才可能拥有、贴近自己的“自我”，才能预先奠定共同的知识基础，为真正的“相见”作准备。与他人沟通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与自己相处，与自己沟通。与他人交往，首先是独守一隅，忍受着难耐的寂寞，甚至长时间地忍受被别人视为鄙夫和蠢才的待遇，在一个漫长的季节里默默地耕耘。

一句话，一个人的个人必须经历一个无交往、无沟通的状态，与眼前看似平淡无奇的事物打交道。但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真正的交往和沟通正在悄悄地发生。在与自己独处时，“人很诧异地发现近旁的事物并不比遥远的事物显得不美丽和不神奇。近旁的事物解释远处的事物。一滴水就是一个小海洋。一个人与全部的自然是关联着的。对平常之物的价值的感知对于产生新的发现是颇有帮助的。歌德在这一点上比任何时代的作家还要现代，但他却独一无二地向我们展示了他身上的古人的天才。”我们常常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形容人真正的相知、相遇是如何取得的。其实“他”、“那人”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人的“自我”。这个“自我”也可能被另一个人所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