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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钟爱法国风格）。他们出行时乘坐装饰豪华的马车，马车由纯种马拉着，车身上雕刻着仿造的贵族盾形徽章，身穿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上下马车。他们带着猎犬打猎，聚会的化装舞会上张灯结彩，装点着散发异国情调的兰花，派对上的小礼品上面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吃的大餐则是夜莺舌头以及各种山珍海味。美国的社会精英营造了一个精美绝伦、极尽故意之能事的封建王朝的幻想世界。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模仿着亨利八世、路易十四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法国艳后）的排场，举办盛大的化装舞会；他们也在制作着自己的贵族家谱：他们把自己的女儿们远嫁（尾随她们的新闻记者称她们是“美元公主”）给欧洲那些家境破落、*放浪却拥有贵族头衔的人。他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把贵族城堡从法国乡下搬到了第五大道。他们从五六个文明古国疯狂购买历史悠久的高档艺术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通风良好的厅堂里、摆在大大小小的客厅里，这种做法让人们感觉非常滑稽。当然，这种舞台效果表达了他们自身一览无余的社会危机感以及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他们急切地希望自己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大潮中攀登悬崖时能找到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但是，这个上流社会的化装舞会是令人焦虑不安而且难以忍受的。

自从汉密尔顿时代以来，华尔街与贵族政体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这种炫耀贵族徽章以及门槛极高的专属俱乐部的豪华装潢下面，某种不可隐匿的冒牌货色开始浮出水面，让这些财富新贵成了人们一再挖苦讽刺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给“万里挑一的社会名流”所做的素描是一幅滑稽可笑的形象：一个纽约头面人物昂首阔步、撅嘴挺胸，头上还戴着一顶宽大的礼帽。毕竟，美国民众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权利，即他们不仅有权怀疑贵族的虚伪，而且还可以把贵族的假面具撕成碎片。这种出人头地的社会精英不仅享有老牌贵族那样的社会特权，可以像老牌贵族那样傲慢无礼，而且还带有金融投机商以及蛮横无理的投机客的全新特征，这些特征都无一例外地与华尔街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个社会改革家眼里，华尔街变成了“宫殿之街”。人们一次次地把华尔街贵族称为“冒牌贵族”，他们把这些暴发户比作用回收的废旧羊毛重新织成的廉价布料，这个阶级的良好信誉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监视。甚至像威廉·福勒（William　Fowler）这样一个华尔街的内部人物，他自己对此也感觉到非常惊讶。他在撰文给华尔街的一位典型老住户揭丑抹黑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身穿精致的紫色亚麻服装，嘴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山珍海味，喝着“滑铁卢战役时代酿造的葡萄酒”，玻璃酒杯尽显波希米亚风格的奢华，这些傀儡“什么也不用生产……既不扶犁耕田，也不抡锤打铁，更用不着来来回回地用飞梭织布”。

贵族老爷（9）

像杜尔和伦斯勒（Rennselaers）这样的家族要比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古尔德家族那种冒牌贵族更值得人们信任，但是这些家族的经济实力却比较弱小。当时，华尔街仍然踏着这些绅士俱乐部的鼓点前进，小心谨慎地买卖为数极少的政府债券以及无风险瑕疵的安全证券。他们对于周围经济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更谈不上决定作用。有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或许并没有中世纪贵族的家族血统，但是他们也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他们在经营自家的不动产的同时也会偶尔涉足金融业务。他们生来就能够担当社会领袖的角色，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是，大多数人仍然要按照旧俗向“生来高贵的人”行礼表示敬意。

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工业化和金融革命的过程中，那个贵族世界大都蒸发殆尽了。华尔街变成了疯狂投机的地带，投机偏执狂们时而得意时而恐慌，惊心动魄的赚钱与赔钱场面让作为观众的亿万群众痴迷不已。大多数投机客都把华尔街当做自己的根据地，由此驱动着美国的经济革命。像科尼利亚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拉塞尔·赛奇（Russell　Sage）和杰伊·古尔德这样的人，都是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他们没有足够合法的理由为自己要求社会特权或者政治特权。这种情况和他们那些拥护联邦制度的前辈们有所不同。即便他们企图谋求特权，即便有时也确实争取过这种特权，不过他们的努力往往都以失败告终，美国人民早就抛弃了早期对他们在政治方面百依百顺的习惯。事实上，随着19世纪末社会贫富分化以及收入分配的鸿沟日益扩大，平民百姓的*情绪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至少在表面上，美国的政治生活是非常反对精英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