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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杜尔的债券投机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社会大众强烈的憎恶之情是一望即知的。投机商们被人们戏称为“汉密尔顿的突击队”以及“有价证券的小猎犬”。在各地小报上“临时债券狂热症”（scriptomania）、“临时债券面值症”（scripponomy）和“临时债券恐惧症”（scriptophobia）这样的词语满天飞。一位费城居民写信给当地的报纸，抱怨自己在党派路线斗争的战场上虽然想走中间路线，可是却根本走不通。尽管他不愿意加入本地的杰弗逊*协会，但是他也希望街坊们相信自己绝对“不是托利党人，也不是英国特务，更不是投机商”。麦迪逊对于这场在道德上令民众厌恶、在政治上违背民意的现象做了如下总结：“这个社会体系一定是出了某种差错，这种差错是严重的，它既是道德方面的错误也是政治方面的错误。这个社会体系居然把回报与奖赏从那些付出了最高昂代价的人手里转让到了那些根本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手里。”

贵族老爷（5）

在这场政治演出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反讽，这个反讽将向他们的美国后代灌输他们对于华尔街的态度。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不过双方追捕的却都是同样虚无的幽灵。汉密尔顿幻想着开明绅士们的投资活动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无私奉献。杰弗逊看到的则是赌场上的“骗子”和“无赖”。双方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威廉·杜尔的悲惨经历就是一个例证，他就是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恶棍。但是，两位开国元勋同时也都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预言敌对双方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但实际上这些敌人只是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而并非真正的敌人。

汉密尔顿绝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封建贵族。他也不曾当真以为贵族们在新世界能够成功复辟一种官本位的贵族统治。可是，他确实感觉到“群氓统治”（mobocracy）是令人忧虑的，并且害怕“雅各宾派”旨在削平一切的平均主义的*制度本性。在他看来，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民众彻底拒绝合理的社会契约所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是，城乡各地值得尊敬的世袭地主们几乎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平均主义者。美国也没有什么残忍嗜血的无裤党（sansculottes）准备竖起绞架，尽管农民阶级也曾经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其他政策而揭竿而起，但是他们也不会赞成极端的平均主义。举例来说，谢伊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就很能说明问题，起义者只是想把封建地主的庄园付之一炬，这完全是法国扎克雷（Jacquerie）农民起义在美国的翻版。另外，尽管汉密尔顿的这种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是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错觉。他认为像杜尔这种人（即使并不是说杜尔本人）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无私奉献的，这让人们联想到开明贵族的理想版本。他们为购买国债提供的大量资金，可以帮助供养一个统治政权，一个由“智者、富者与善者”组成的政权。他相信，“一般来说，那些最愿意借钱给国家的人往往都是开明的人”。他用下面的话评价那些贵族出身的豪富巨贾：“与那些贫苦百姓相比，这些人的邪恶倒有可能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带有的道德堕落行为也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形势发展却让汉密尔顿非常懊恼，因为他自己曾经当着美国人民热捧的那种现代商业社会竟然播下龙种却生出了跳蚤，这种商业社会养育出的生意人往往把自己承诺的社会责任当做放在汽车后座上的陪衬，追逐最大的获利机会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汉密尔顿就陷入了这种两难的窘境，威廉·杜尔正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例子。

同样地，杰弗逊*制度派也对他们想象中的那个贵族统治制度进行攻击。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这个“贵族阶级”确实只是一些初出茅庐的财阀巨商，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社会精英。他们之所以每每急欲表现出那种世袭贵族的傲慢派头，只是为了增强他们自以为是的统治地位，提振自己的社会自信心。在纽约，汉密尔顿的联邦制拥护者们创立了“匕首骑士派”（Knights　of　the　Dagger）来打击*与共和派人士，驱散他们的公开*，打压他们中间的“自由支柱派”（Liberty　Poles）。威廉·杜尔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骑士。他们浑身上下全是贵族的穿着打扮，家里的马匹和马车上都装饰着贵族传统纹章的羽冠，他们学着英国上流社会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