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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还有男人——他们放弃工作花很长时间去照顾孩子必须被视为“非线性”的，对于通常的词典来说这是一个异质的概念。在那些实行弹性工作制的公司里，会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高级职位，这一事实一点都不令人费解。在过去的10年里，德勤会计公司（Deloitte　&　Touche）选择弹性工作方式的职员数目增长了一倍还多。在这一时期，女性合伙人和主管从97人增加到了567人。但是男人也一样从这种工作时间安排中受益良多。比如自从德勤公司开始为做了父亲的人提供假期，有将近一半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它。 诸如此类的例子经常被人列举，但这些终究不是主流，这从《职业女性》（Working　Woman）评出的“最适合母亲工作的100家公司”就可以看出，这张表上列出的公司在提供婴儿照看、学前辅导、暑假和弹性工作制方面比较占有优势。到现在为止，《财富》杂志还没有放弃他们对“得到奖品的妻子”的品位，尚未开始关注“最适合父亲工作的100家公司”，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计划肯定正在被悄悄酝酿着。《财富》杂志对居家男人的报道并非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它再一次揭示居家丈夫所做的家务没有家庭妇女那么多。家务活依然是女性的工作，妻子的工作。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有一天女人会因为持家有方得到特别的奖励。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广告里的女性拿着拖把辛苦地劳动吧！这一形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也被纳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圈：当女人们被当作广告的目标影响客户接受询问的时候，她们说自己不会买那些以做家务的男人作为广告形象的产品，因为这不反映现实。这种形象之所以不能反映现实，是因为大众媒体中惯常的叙事模式中男人是不做家务杂事的（当他们做的时候，要么是很勉强，要么是根本就不会）。 情况同样在发生着变化。女人开始就谁做家务进行谈判。娜瑞·斯达克（Nori　Starck）是设计师菲利普·斯达克（Philippe　Starck）的妻子，2003年10月接受了《时尚》杂志采访时承认，在他们刚结婚的那些年里，他们曾经就谁负责家庭方面的事务争论不休。他们各自都有一份发展势头很不错的工作，谁都不想放弃。她说：“他向我提出离婚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无法决定谁是家里的那个女人。最后，我放弃了，说‘好吧，我结婚就是为了当一个妻子’”。 家庭里的妻子延伸到职场，婚姻生活中的主导和从属关系在职业和政治领域也有明显的投射。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演讲中对年轻的职业女性表示，有一个幻影在对她的写作起到威胁作用。她把这个幻影称作“完全无私的家庭天使”，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考文特瑞·帕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中描绘的一种理想化的维多利亚式女性气质。这是他献给他的妻子艾米莉的一首诗。伍尔夫说，如果女人们真想在工作中有所建树，这样一种顺从的个性“必须被杀死”。后来，在一篇名为“家里的天使”的文章里，伍尔夫写到：“如果我不杀死她，她就会杀死我。”在她看来，人们对女人有一个理想化的设计：“她们必须魅力十足，她们必须能安慰别人，她们必须——坦率地说——如果她们想成功就必须得说谎。”60多年以后，这种“天使”形象被商业力量进一步强化，女人们被告知她们的家应该漂亮地跟名景胜地似的，家里要有纯手工制作的家具，衣服要散发出熏衣草味道的香气，还要有托斯卡纳风格的精美晚宴。　。　想看书来

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9）

有迹象表明女人们正在努力突破这种禁锢。在出版于2002年《家里的母狗》一书，收录了26个女性对性、孤独、工作、母性和婚姻的看法。这本书的编辑凯思·汉娜（Chthi　Hanaauer）说这些文字是这些女性内心的真实记录。阅读这些故事，你会看到那些中产阶级的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苦苦挣扎，内心里充满了矛盾和不满，面对她们流露出来的愤懑你很难不会大惊失色。她们已经得到了1个多世纪以前的女人只能梦想的一切——公民权、受教育、职业前景。但是她们很愤怒，这种愤怒是因为她们无法“拥有一切”，这是商业机制通过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呈现给女人们的一种感觉。这些文章揭示出了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形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期望——通过浪漫小说、好莱坞的电影和女性杂志。这些女人说她们想得到更多，这是因为市场已经让她们永远处于一种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