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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组织中增补年轻有为的警察，借以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并通过全面的教育培训，树立一个崭新的警察形象。

未来的犯罪趋势，将呈现如申昌源事件一般对全体国民造成恐慌或以非特定的多数人作为人质的恐怖犯罪、被称为“虚拟恐怖”的各种互联网犯罪以及包括学校暴力的青少年犯罪等多种形态。这些犯罪形态已经超越以往的治安管理范围。

因此，我们一定要打破犯罪之后再做缉查的落后思想，从预防为主的角度出发开展警察活动。最佳的治安政策就是预防犯罪，一旦出现犯罪状况，不仅会为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危害，而且还会引起社会恐慌等现象的发生，带来各种间接损失。

针对犯罪行为，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采用了所谓“破碎窗户论”的犯罪对策。这种政策的核心不是犯罪发生后收拾残局，而是侧重于预防犯罪发生。诸如无视被打碎的地铁窗户等可能发生犯罪的环境，其本身就是对犯罪的一种纵容，甚至有可能助长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即，这是一种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从而抑制犯罪发生的政策。此政策施行后，在他任职的四年中，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60％。

另外，要改变人们仅依靠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意识。从申昌源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给予破案的帮助愈发重要。所以，我们要建立起由居民组成的“社区警务（munity　policing）”，大家都要担负起治安官的责任。警察行政也需要向分权化及积极与市民合作的新模式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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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

我认识一位事业有成的美国侨胞。他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却对在韩国的投资心存顾忌。问其原因，他表示韩国在交易上还没有形成公平的市场原则，政府也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尤其是在交易过程和市民生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令人忧心忡忡。所以在韩国，若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相对比较困难。

原本令人感到陌生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一词，如今却已成为韩国的流行用语。将其翻译成韩语则为“道德松懈”。道德松懈是指存在交易或合同的利害关系双方，其中一方在对方没有充分掌握自己信息的情况下，利用充分掌握信息的自身优势，不为其谋反而逃避责任的行为。这一词原属经济学用语，是倡导市场经济效率的亚当·斯密，在其250年前的着作《国富论》中用“疏忽与挥霍”（negligence　and　profusion）”加以诠释的。

在现代经济学上，自出现美国参保人利用保险条款漏洞、骗取保险金的不道德行为现象后，经济学家从三十年前开始用“道德风险”一词命名这种现象，并集中精力加以研究。

“道德风险”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灾难和极其恶劣的影响。在韩国，第一次出现因道德风险造成具有交易、合同关系的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进而波及到地区居民、纳税人利益的现象后，为防止道德风险，交易双方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的信息收集和监督活动，无形中增添了各种附加费用，并且彼此间不再信任对方，最终导致市场经济的根基……伦理意识和信用机制的崩溃。

不过，如今这一用语的应用范围已经得到扩大。在政府、政治圈、公共部门、企业、金融圈、利益团体等整个社会中，只要是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法律或制度的不完善、欠妥的赔偿体系等方面的问题，“道德风险”一词就会如影随形。

如果出现道德风险现象，组织成员就会丧失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诚实性，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陷入集团利己主义，最终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工作懈怠、敷衍了事、处处送人情、只要一有机会就偷偷地中饱私囊，这些就是道德风险。

在政府部门，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在：浪费预算和问题成堆的国策制定工作，官僚的不作为，年末盲目使用剩余预算的行政，国营企业的不透明经营和低效率性，政府机关的“降落伞”式人事管理等方面。尤其在类似于公共机关等“主人”和所有关系不明确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企业亦是如此。通过已成惯行的不透明的会计管理，盲目扩大销售规模，夸大其信用额度；为准备政治圈的游说费筹备秘密资金；与技术开发相比，更注重对官僚的招待问题，甚至有时故意破产。

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时，没有对其财务健全性或效益性进行准确的信用评价。贷款的发放与否，更是以官僚的眼色行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