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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却推出精减80％人员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方案后，立即利用通过报纸刊登全幅广告等方法制造舆论，并集体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据悉，在实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甚至采取了“以内退处理，一次性发放大额退休金”等各种通融方法。

当自己所属的组织受到外部威胁时继续坚守的想法出于本能的防御意识。但是，如果这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准公务员组织的集体抵抗，就难免要受到极不负责任的责难。

我任部长时，每当执行新的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如果“各论反对”的音调过高，就会影响到“总论”的实施。

我认为，许多公务员并不想真正了解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尤其对于职位较高的人来说，本应赞同改革原则和政策路线，并且以身作则，但是他们非常欠缺这方面的意识。

先进社会应以市场经济、国民利益为中心。但是，官僚们仍然没有抛弃以国家为中心的“大政府、强政府观念”，仍然迷恋政府独权的行政方式。公务员无法成为改革主体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观念差异和理念冲突。

现在，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舍己奉公、牺牲个人”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今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问题高于一切，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干涉国民的生活以及导致效率低下。

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认为，他们一直坚持的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坚信今后也要持续奉行下去。同时，他们还提出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只是“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的主张。

西方世界的“大政府”，是在经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的。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主动牵头创造就业机会，并向福利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经济预算。而且，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由于国防产业的比重扩大，导致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另外，因为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尤其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福利病”的依赖文化后遗症愈发严重，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手术，采取了减少人均租税负担率、公务员数、政府的权限范围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型。

韩国还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并且也不是经过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国家。税负率或公务员数量以发达国家的尺度衡量，相对偏低。如此看来，韩国政府也可以称为一个“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2）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个社会领域行使了超越规定的权力。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较小，但银行金库存储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团的影响，准组税、限制条件颇多。所以，将韩国与人口和收入远远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不合适。其实，韩国政府并非“小政府”，而是正在发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组建“韩国式小政府”。

民众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是“铁饭碗”。不过，保障公务员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让公务员以公仆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让公务员借此谋求个人利益。

为了有效地执行行政程序，公务员持有优越的公职权力，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差人”、“雇工”等，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公务员常常误以为自己拥有比普通国民更优越的地位。另外，因为维持、管理行政机关的所需费用均来自国民的纳税款，所以，政府或公务员一般对金钱并不敏感。

对公务员身份的保障、公务员的优越心理及对缺乏对经费的正确认识等因素，最终为行政部门带来诸多弊病，这也是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841年写的《官僚生理学》的简介。虽然已经过了150年的时间，但此书仍然充分地揭露出当今官僚社会的弊端。

“公务员只是一种为了生存领取俸禄、放弃择业的自由、只会制作文件和批准文件的人”、“高级公务员是未能对政府有所帮助、反而善于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技术人员”、“虽然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在官厅工作九个小时，不过其中四个半小时他们用在闲谈、诋毁自己的上司、交换人事信息和察言观色上。也就是说，国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办公时间”。

这本书中指出，繁杂而不负责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报告书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有时也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最后他感叹道：“懈怠、不负责任、摆架子、拉关系等问题就是公务员身上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