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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认真的工作氛围。

就我个人而言，在改革浪潮汹涌激荡的时刻担任行政部长，无疑是为自己增加一份沉重的负担。从政的人都希望自己深得人心，因此，负责裁减机构和人员这样“得罪人”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并非幸事。但是，我深知在迈向改革成功的道路上，需要一个“甘当恶人”的角色。既然如此，就让我来担当这个角色，一旦选择，决不退缩。

在向公务员下发辞退、停职待业通知时，我感到异常痛苦。组织改组后需要确定新的人事安排，那段时间我经常彻夜无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被精减的人员，与我一样也是一家之主，需要对一家人的生计负责。

早年，我曾有过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落选后没钱租房的生活经历。当时，为了挣钱糊口，每日凌晨就要起床，去市场批发鲜鱼再到各处叫卖。甚至有一次已经与朋友约好见面，却因没有车费被迫取消行程。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失业者的心情。每当思及那些被精减人员将要面临的打击、痛苦和挫折时，我的心情都会变得无比沉重。

在公布人事安排之前，行政自治部的一位科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报批文件时对我说“部长，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学长。但是，根据“出生于1940年以前的高龄者择先辞退”的人事原则，他只能被停职待业。对此我心存惭愧，挥之不去。但是选择标准已经确定，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要让我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这种得罪人的责任”这些想法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有一位1940年在全罗道出生的事务官，被辞退后四处散发谣言：“部长是庆尙道人，所以驱逐了全罗道出身的我”，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在寻找到与之直接相见的机会后，我试图以“因为没有对每位公务员个人的能力进行正确分析，所以只有把年龄当作最客观的衡量标准”为理由说服他。听到我的解释，他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仍希望为其在下属部门安排一个合适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接到辞退通知后，其本人或夫人前来苦苦哀求。每当听到“小孩有病住院了”、“家里还有八旬老母时日不多了”等等令人颇感为难的话，我的心情变得非常难过，但也只能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去。

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改革势在必行。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伴随着阵痛。但是，为了拯救目前全民面临的危机，只能丢卒保车。银行职员的工作被韩国人公认为“铁饭碗”，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名失业者，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公务员的士气低落及其遭受的痛苦等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行政部门的结构调整中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大家应该正确面对现实。

以无数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开展的行政部门结构调整，一定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且，在民众脑海中以“权威主义、不亲切”等为代名词的公务员，将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获得重生。

如果政府的初期改革将目标定位于精减机构和人员上，今后则应把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提高行政部门服务效率作为重点加以实施。

当然，在我的任职期内，取得划时代的改革成效也许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在经历改革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一定能够品尝到改革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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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1）

“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所以坚决不能取消”，这种集团利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害怕变化、施加阻力的顽固势力往往会提出“赞同总论，反对各论”的歪曲理论。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大的集团，只要改革对其利益稍有损害，就会强烈反对。

政府结构调整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下属部门及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正式开始，他们就通过示威*、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等活动表示抗议。民营企业忍受着30％～40％的高裁减率仍推进残酷的结构调整。与之相比，公共部门集团利己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政府公布公务员降薪10％以建立失业基金的方案之后，韩国总工会下属铁道、电力、烟草与人参等公共部门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减薪及公共部门结构调整，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摩擦。而且，当政府下属部门在得知政府最初制定宽松的组织改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