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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关的敌人大部投降，少数狼狈逃窜，叛将刘志陆险些被擒。

这就是当时在粤军中转败为胜、名震一时的言岭关大战。

这一仗胜败关系到粤军全军安危。

张民达、叶剑英由于打了这个硬仗，威名远扬。

许崇智很佩服这两个年轻指挥官的智慧和胆识，亲自召见，并要为他们请功。

叶剑英则谦虚地归功于张民达指挥得力和全体官兵勇敢冲杀。

第八旅攻克言岭关以后，乘胜追击，沿老隆、河源前进，直捣“陈家军”老巢惠州。

这时敌军一部增援惠州，第八旅迎头痛击，进占三栋、永湖。

敌军退至白芒花一带，准备趁张旅立足未稳，于次晨拂晓集中兵力发起突然袭击。

叶剑英侦得这一情报后，报告张民达并提出建议：“用兵主速，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

我旅刚占永湖，不如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张民达同意，决定先发制人，命令部队轻装，于当夜偷袭敌营。

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军阵地，突然枪炮齐发。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9）

打得敌兵蒙头转向，四散逃走，又赶上前面河水暴涨，敌兵纷纷缴枪投降，俘获3000余人，缴械1000余支。

大本营表彰此役胜利。

孙中山于7月《复邓演达函》中写到：“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潮，则广东从此……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陈炯明退守惠州，调集叛军，兵分三路，出击并进窥广州。

8月23日，孙中山迁大本营于石龙，亲自督师东征，命许崇智为中路指挥率部驻守博罗。

叛军总指挥叶举趁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集中5000兵力，先行袭击博罗。

这时，适逢连天大雨，东江水涨，博罗地势低洼，许崇智部被洪水围困，无法出击。

而叛军利用天时地利，占据城北高地，连夜向城东西两面包抄过来。

许崇智率部坚守十余日，伤亡惨重，粮尽弹绝，危城告急。

孙中山急调左右翼滇、桂军前去解围，但这些军队索粮要款，延宕不前。

眼看博罗就要陷落，孙中山又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围。

叶剑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他和张民达接到命令后，分析敌情，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命第十三团全团猛攻叛军后方据点平山，乘胜占领淡水镇，直逼惠州。

叛军只好从博罗分兵增援惠州。

博罗守军乘机突围出击，叛军败退，博罗之围遂解。

张、叶所部乘胜追击，配合友军，于10月3日攻取博罗以北的重镇河源，截断敌人的水上交通。

孙中山认为收复河源改变了敌我态势，甚为满意，颇为乐观。

10月2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中特意提到此事：“现计陈军三数万人，右翼由河源攻回龙，正面则在惠州马鞍，左翼则在淡水平湖，意图大举，故此次实为生死最后的决战。

幸河源方面敌人已被我军扑灭，惠阳亦无事，惟有小部分陈军窜入广九路线新安、平湖一带，大抵数日亦可击退。”

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记大功两次。

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

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

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

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

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震寰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

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

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

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

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