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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鲍林与塔克一起报道在瑞典哥德堡附近的斯泰农松德酒店（Stenungsbaden）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第一天，经过酒店允许，鲍林在酒店附近拍照。但是，瑞典警察还是抓住了他，用汽车将他带到了6英里之外一个农场旁边的路上。鲍林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瑞典方面出动了这么多警察，这次要比上次在比利时困难多了。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这次在瑞典的会议有了更多的媒体报道。”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必经的酒店门口，聚集着一帮好事者。瑞典爱国者们听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开会，便来到这里想看个究竟。其后3天时间里，鲍林要么躲在一棵树上，要么藏在一座小桥上，俯瞰酒店，等待彼尔德伯格人士出现在镜头里。

鲍林注意到，相对于在瑞典举行的这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2002年在弗吉尼亚州尚蒂伊的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举行的会议则显得十分冷清。鲍林写道：“与在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绿树环绕，并没有多少安保人员出现。因为除了我们，似乎没有人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精英们汇聚于此秘密召开3天会议有多大兴趣。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坐大巴来见证这次会议的一名小伙子。他一直是《美国自由言论报》和《聚光灯》的忠实读者，他很清楚这次在万豪酒店召开的会议的重要性。”

在这次会议休会期间，塔克还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大厅用餐。塔克写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转。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3）

晚上7点，塔克守在酒店门口，等待黑色加长豪华轿车的出现。一个身影下车之后，塔克笑着打招呼说：“您也是来开会的吗？”

“是的。”洛克菲勒笑着说。

这时，一名保安对塔克说：“你是哪里的？”

塔克被赶了出去。他抗议说：“我就是这里的，因为我是一名纳税人，不能容忍他们在这里秘密讨论公共事务。”

“对不起，塔克先生，我是在执行公务。”保安平静地说。

第二天，塔克受到了保安人员全天陪同的“待遇”。他眼睁睁看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人从一间会议室走出来，走向走廊另一头的会议室。塔克跟在他们后面，直到保安拦住他。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另外一名窥探者叫做亚历克斯·琼斯，他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一家辛迪加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还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阴谋论者，并且参加过奥斯汀社区学院。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奥斯汀社区学院一档有线电视电话交谈直播节目。1997年，他发行了其第一部纪录片风格的影片《被创意毁掉的美国》（America　Destroyed　by　Design）。2000年初，他成为得克萨斯州48选区的共和党州代表候选人，但却在3月份的初选中退出了。2006年6月8日，他在去往加拿大渥太华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路上被加拿大当局的人拦住并扣留在渥太华机场。他的护照、摄像设备及随身行李被没收。后来，他又被释放。

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执著的报道者莫过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的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他这样描述自己：“我1980年被驱逐出苏联，我的父亲是一名*者。这些人对我们失去兴趣之后，便将我们赶了出去。我们去了加拿大，12年前又去了西班牙。我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克格勃的上校和苏联反情报人员，因此我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消息。不管是克格勃、军情六处（英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报人员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是第一个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感到恐惧的。”

伊斯图林称，199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西班牙饭店，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据说曾经担任过苏联情报特工（或者在其他间谍组织任职）的人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事情。伊斯图林写道，弗拉基米尔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世界政府”，这一组织使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一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托尼·戈斯林1962年出生于英国肯特的格拉维森，获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学的人类学学位。在从事家族事业几年之后，他转行成了一名电台记者。搬到布里斯托尔之后，他便开始了新闻调查工作，专职跟踪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