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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虎胡同。那所房子在明朝时为常州会馆，后来是太师周延儒的故府，清朝之后是吴三桂之子额驸（俗称驸马）吴应熊的赐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吴应熊不久“赐死”，此府成为右翼官房。雍正二年，右翼宗学在此设立了，乾隆二十一年左右，右翼宗学从这里迁往绒线胡同。曹雪芹少年时因父亲被控贪污，全家从南京迁往北京领罪。成年不久，曹雪芹又因生计所迫，曾到这所绒线胡同的右翼宗学做过短期的教习（也就是教员），但不久就因生性孤傲愤而辞职，回到了北京西山卧佛寺附近的正白旗，在那里写下了《红楼梦》。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将于4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开始招待中外客人。”这是当时《北京晚报》的报道。消息一经透露，当天，义利快餐厅150平方米的店堂挤满了来宾，大家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浓咖啡……人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还有一些外地来京出差、办事的人，把这儿当成京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中学习一种精神。

张卉郑、德金在《中国第一家快餐店拆除　京城百姓告别义利餐厅》（2002年4月20日《北京晚报》）中记录到：

义利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蓬回忆说，当时来得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深入人心。义利快餐厅自开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王蓬说，当时的日营业额可以达到6000到7000元，年营业额高达200万元，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是一个销售奇迹。

当时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顾客，大多是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和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人士居多，也许这部分人最易于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郑德金仍难忘第一次到义利快餐厅就餐时的情景。回忆的表情充满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该餐厅开业后的一天，走进餐厅，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宜人的空气。餐厅店堂布置得典雅豪华，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有限的空间变得开阔了。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坐椅井井排列，可调节的灯光，轻曼地洒在明净的水磨石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这里的新鲜玩意儿真不少：顾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可把手烘干；开票的服务员使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他还注意到，在餐厅的入口处，设有烟酒食品柜台和取饭菜柜台。柜台上方挂有饭菜的品种和价目牌，如汉堡包、热狗、三明治、西式盖浇饭等，顾客按牌点菜后可以在柜台自取饭菜。

1984年春，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配合旅游事业开发的需要，北京市政府找到有80年历史的义利食品厂，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带个头，让人们能吃到干净、营养好、合乎口味的快餐食品。“临危受命”，义利食品厂迅速派人考察了西欧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香港等地，最后决定与香港冯秉芬饮食服务公司合作，在北京开办一家西式快餐厅。

有意思的是，当时洋快餐的引进还激发了一些观念冲突，从街头巷尾到正式的会议场合，人们认真地讨论着：西餐是否合乎中国人的口味？20多元的价位是不是贵了点儿？中西式结合是否利于快餐的发展？

为了说服对方，当时义利快餐厅的经营者甚至搬出了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的方针，来证明饮食上也可以多品种经营。

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开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4年6月6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开业历程，记录的是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的历史。

之前，国家旅游总局和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的代表，与美国伊沈发展有限公司的代表就在北京合作建造和经营旅游饭店事宜进行了初次接触。

经过5次艰苦的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合同，共同投资7200万美元，在北京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