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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军人敕谕》：明治15年（1882年）明治天皇给军人的诏谕，由山县有朋、西周起草，除宣扬忠礼勇信等传统封建武德外，通过强调“朕以汝等为股肱，汝等以朕为首脑”，把军队与趋于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隔绝开来，而直接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唯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作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典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大冈升平：1909年生人，昭和19年（1934年）应征入伍，在南太平洋作战，被美军俘虏，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俘虏记》、《野火》等战争文学作品。山本七平：1921年生人，参加菲律宾作战，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我是一个日本兵》、《下级军官眼中的帝国陆军》等。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但这种怀旧下面的，是一个民族的情感 应激：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