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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遭到学生殴打：

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提议他们应该去攻击国民政府，所以学生就到了那里。在国民政府门前，他们看见并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并且把他从车上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用他的话来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和他的中国同行们，常常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之中而难以周全。他这样写道：

曾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穆尔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

特别是在人民外交当中，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97页）

这是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的思考与忧虑，但要想让民众接受之，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何其之难！那么，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其他外交官，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也就只能被斥责、被谩骂，甚至被殴打。他们只能在令人失望的政府与群情激愤的民众两者之间尴尬周旋，以他们的方式背负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未来的日子里仍会将他们纠缠。

封面中国　第五章（17）

在一片攻击声中，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很快相继辞职。随后，1932年2月，国联决定派遣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局势，顾维钧再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在赴任前，他致电外交部长罗文干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我又说，作为中国代表那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职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5页）

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说实话，以往我们对这样一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呢？

鲁迅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与顾维钧这些外交官还不一样，鲁迅从来没有认可过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当权者他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掀起的抗议与反日潮流中，鲁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冷静与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4000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