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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东汉时期是成熟的青釉瓷器出现期。古代工匠在浙江上虞一带烧成了成熟的青瓷器,胎土细致,瓷胎已烧结,胎釉结合紧密,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釉色纯正,透明而有光泽。此时还出现了黑釉瓷。此时龙窑有了很大改进与提高,出现了斜底直筒状垫座、束腰喇叭形垫座、三角支钉等专门的窑具。东汉时期是中国瓷器使上的重要阶段。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浙江越窑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江苏宜兴、浙江温州、浙江金华以及川、鄂、湘、赣等地的青瓷烧造,也都各有特色。两晋时金华婺州窑在粗质瓷胎上首先应用了化妆土。东晋浙江德清窑的产品中出现光亮如漆的黑釉瓷。在南方青瓷器中出现了褐色点彩乃至釉下彩绘新工艺。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这一阶段除了龙窑的改进,北方出现许多馒头窑烧制瓷器,许多新型窑具出现了,例如高大粗壮的各式垫具、坯件叠烧时用的各种间隔具,还有精微的泥点托珠、盂形垫具、三角形分叉窑具,等等;南方瓷业中出现了最早的匣钵烧造。这一时期青瓷发展到极高水平,并为“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