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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志愿军的俘虏。其中，包括了身为团长兼直属第1　营营长的卡恩思中校、“上帝的使者”———随军牧师戴维斯上尉、还有后来成为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法勒—霍克利上尉。

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歼敌82000　余名，迫使美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从此，五角大楼的战争策划者们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的狂妄计划，终于化为泡影，不得不“谋求政治妥协”，向朝中方面提出了和谈主张。

法勒—霍克利在朝鲜呆了近三年时间，开头半年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交战，其后两年又四个月，是作为战俘在志愿军的俘虏营中度过的。法勒—霍克利有足够的理由宣称，他了解中国军队。

第3节

1991年10月的一天，一位年轻的英籍华人到英国牛津郡南部的穆卢斯福村，拜访丁法勒—霍克利将军。这位英籍华人名叫徐泽荣，是专门研究朝鲜战争史的学者。

此时的法勒—霍克利将军已经67岁，已从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休八年，也在从事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徐泽荣远道而来，是为了同将军交流对同一命题的研究成果。法勒—霍克利将军出生于1924年，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求学期间投笔从戎，随即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20岁就擢升为连长。朝鲜战争中的雪马里之战，是他生平头一个最大的挫折。然而，当他结束战俘 生活重返英军后，竟意气风发，奋力进取，在职务和军衔步步高升的同时，还完成了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担任英国防务研究员阶段，刻苦研究战史，先后撰写了十种战史和回忆录，还成为英国官方战史《朝鲜战争中英国的角色》的作者。他，既是一员武将，又是一名史家。

将军在一幢乡间住宅中接待了徐泽荣。这幢住宅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做“派伊的谷仓”，外观造型朴实无华，让人联想到英格兰农村的谷仓，寄托了主人对和平生活的依恋。老将军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他对华裔客人热情、坦诚。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经历，在华人面前不为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战败被俘而感到难堪和不可告人。他用中国绿茶款待来客，同时坦率相告：　正因为他在战俘营中和中国人共同生活过，已经喜欢和习惯喝中国绿茶。当谈到对中国军队的印象时，将军坦诚地说出了一番由衷的话：“我当了一辈子兵，同德国兵、中国兵打过仗，也看过美国兵、苏联兵打仗……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我赞赏他们。”

在西方军政界，迄今还有人指责中国参与策动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向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4000　名官兵，为“侵入”南朝鲜作准备。将军认为这一指责完全不能成立，一是因为这14000　名官兵本来就是朝鲜人，都是在日本侵占朝鲜时流亡中国并加入中共军队的，他们不但参加了抗日战争，又帮助中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中国内战结束后，本来就已集中在准备大批复员的部队里，这个时候按照这些朝鲜籍官兵的愿望让他们返回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关中国的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西方世界曾经制造过无数关于志愿军虐杀西方战俘的谎言，法勒—霍克利作为当事人之一，无疑最有发言权。

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些指责，他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执行命令，不枪杀和虐待俘虏。有时候供应紧张，志愿军自己吃差的，而让我们战俘吃好的。”

他还对今日中国寄予友好情怀：　“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进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不论中国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军的善意却是无可非议的。

法勒—霍克利将军在同徐泽荣的谈话中，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战俘揭露美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这一严正揭露说成是对战俘的“洗脑”，是“子虚乌有的宣传”，是“很笨拙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战俘营生活阶段囿于有限的视野，未能看到细菌战的事实真相和确凿证据；　也许，他出于对美国政府与军队的原有信任，无法想象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事伤天害理的细菌战。

将军一再声明，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在朝鲜战场上，他曾以敌对的身分同共产党人作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杀。退休前，作为北约组织北欧军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领导北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