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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其他人大声喊，让他们快叫医生过来。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名医生，几分钟后，不知是谁把他叫了过来。医生看了之后说的跟大家见到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母亲已经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我听到了他说的话，但就是没听进去。“对不起，”他不停地重复说，“对不起。她差不多了。”终于，我明白了医生的意思，顿时感觉自己就像被扔出5层楼高的窗外。灯熄了，星星也不见了，我真想随着它们一同熄灭，我不知道没有了母亲自己该怎么活。

母亲走后40天，我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识的，这个打击和创伤几乎让我的身体完全罢工。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谁都没办法跟我讲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想不想活。没有谁强迫我早点走出阴影，我的家人放任我，让我由着自己的节奏在悲伤中度日。失去母亲，他们当然也悲伤，但他们明白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

母亲在世时，我一直跟她睡一张床，没有她躺在身边我就睡不着，我弯曲着的手指会放在她的头发中。如今，每到夜里我都会醒来，想象着她就在我身边。我哭了又哭，像个婴儿似的哭着要妈妈。

家人见我连续这样哭了6个月，担心我永远不会好转，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发现唯一能助我走出阴影的就是让我重新投入到学习中来。母亲是在秋天走的，如今已经是春天了，新的学期就要开始，哥哥建议我回学校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曾经坚决反对我上学的哥哥也都认为只有让我重返学校才能帮我摆脱丧母之痛。

母亲生前生病时，我本来要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当时因为难过至极，没参加考试，现在一回去，老师就安排我考试。如果不考，就会被默认为不及格，我不得不去备考。学习果然有用，我渐渐地重新融入生活。

马上我就要过19岁生日了，我报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复习课程。我立志学医，将来准备做一名医生。哈米德知道我参加了这门课程，就经常开车过来，停在街头，尽管他没必要这么做。他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认识他的车，也认识车里面的他。我从来没朝他走近，也没有朝他挥手，因为那么做在阿富汗的文化里是不合适的。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下课后会走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我们打招呼很正式，从来不讨论涉及个人的事，更不会提彼此的好感。他会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则很礼貌地一一回答，仅此而已。在阿富汗文化里，没有追求、约会一类的习俗，我们连通电话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陆上通信线路也不通，电线在战斗中遭到损坏。因为我们俩都尊重传统文化，所以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守文化规则的。但是，有这么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知足了。即使他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也够我回想一个星期，在脑子里反复玩味。哈米德的微笑减轻了我的丧母之痛，我想起了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个男人对我们来说条件可以了，法齐娅宝贝。”这个时候，战争渐渐平息了下来。游击队的不同派系开始互签协议，喀布尔仍旧四分五裂，由不同的派系控制不同的地区，但他们开始谈判，并且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战争快结束的标志。街上不再有士兵巡逻，不穿蒙面长袍也安全了。当然，通常我还是用一条围巾裹住头，但我也会穿牛仔裤和一些色彩鲜艳的时尚束腰刺绣长外衣。

街上的气氛明显地缓和了许多。因战争而关门的电影院重新开门迎客，上映最新的印度电影；之前被狙击手占据的公园现在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喀布尔市中心的街道再次繁荣起来，小贩和顾客们因为觉得安全了，也都回来了，街上又能闻到喷香的烤肉味。喀布尔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我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常，只是，创伤太深，悲痛依旧还在。我有个漂亮的布娃娃，布娃娃手里拿着个填充狗，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放在小车里。我已经长大了，再玩布娃娃就显得太幼稚，但我需要安全感和安慰，布娃娃刚好能满足我的这两项需要。我能花好几个小时给她梳头，穿漂亮的衣服，痴迷地在她的小车旁摆上一个插得满满的花瓶。

那个时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许多游击队军官也来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运的是，我的哥哥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嫁给谁。该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将其他男人与哈米德比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给他。我不想成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为有着善良的眼神的知识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经营着一家小金融公司，做着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