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2 页)

号就定格在西大街上的日升昌了。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日升昌成为第一家票号是一种偶然，但由晋商创造票号业则是一种必然。日升昌的偶然性正体现了晋商由商业进入金融业的必然性。

票号最早出现在晋商，首先是晋商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晋商成为一个商帮最早起家于明初“开中制”后进入盐业贸易。但在明代中期“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后，晋商除一部分大盐商迁居扬州之外，留在山西的已逐渐丧失了从事盐业的区位优势。这时，他们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参与多元化的贸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这时，在晋商贸易中最重要的是与俄罗斯、蒙古的茶叶贸易。从乾隆二十年（1755　年）到嘉庆五年（1800　年）的四十五年间，中俄贸易增长　18　倍多，年增长　40％　左右，的确为晋商带来了大量财富。但在此之后，这种贸易不再继续增加，甚至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时，晋商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这时起，晋商中大量的商业资本进入典当、印局、钱庄、账局这些金融行业。由此发展下来，出现票号业就是必然的。可以说，进入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是晋商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更多的是传统的贸易优势失去逼出来的。

当然，要实现这种转型、进入票号业，还需要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资金、　人才、网络和信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就只有晋商了。晋商位居十大商帮之首，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早在明代就已经“富甲天下”，清代之后又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可以说，就财富而言，没有一个商帮可以和晋商抗衡。长期的经商历程使晋商中出现了相当一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尤其是从明代之后，晋商就进入金融业，众多的典当业、钱庄、账局培养了晋商中的金融专业人才。正是这批人以后撑起了票号业的天，成为这个行业的顶梁柱。晋商的商业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涉足海外，在各地设立了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商业网络，这成为实现异地汇兑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政府没有票号法的情况下，办票号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审批程序，其经营行为也不受监督。票号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然后为其开一张并没有法律保证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完全取决于票号的信誉。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晋商奉行“以义制利”，几百年来坚守诚信，这就获得了客户的信任，有条件从事票号业。

其实，在当时与晋商一样具备进入票号业条件的还有徽商。但为什么徽商没有最早进入票号业呢？这就与徽商的获利方法有关。我们知道，明中期实行“折色制”以后，以徽商为主的扬州盐商借助于官商结合，实现了对盐业的垄断。只有进入“纲本”方可经营盐业的“纲盐制”使徽商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而获得暴利，不用把资金投向其他行业，也失去了继续创新的能力，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道光初年，“纲盐制”取消、盐业放开以后，徽商就一厥不振。徽商是在高峰时突然垮掉的，历史没有给他们留下转型的时间。垄断可以成人，也可以害人。

。。

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3）

我们把票号作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的三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汇兑。以前的各种金融中介如典当、印局、钱庄、账局，也曾有过类似业务，但只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或者没有坚持下来。只有票号做到了兼营这三种业务。仅仅有其中的一种业务，也还没有资格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例如，中国在唐代就出现过“飞钱”，宋代也有类似飞钱的凭券，明代出现了民间汇票。但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的“飞钱”仅仅是在铜币缺乏时的一种临时替代，宋代类似飞钱的凭券仅仅是为了方便商人向京师上缴税收，明代的汇兑范围相当有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票号真正实现了规范化的“汇通天下”。

游山西的人对票号都有浓厚的兴趣。　现在，我们就进入日升昌大院，一步一步深入地了解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