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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和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国是意见书内容基本一致的六项要求。对此，部分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自治会无权代表全体同学发表政治主张。三青团乘机鼓噪，兴风作浪，贴出以各种名义写出的大字报，指责自治会*民意，散布谬论，反对政府。斗争十分尖锐。民青和闻一多、吴晗研究后，建议自治会将《意见书》交付全体同学讨论。经过民青和进步社团的广泛发动，同学们十多天的激烈争辩，终于获得了80％以上的系会、级会通过赞成，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斗争过程中，吴晗、闻一多和民青、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一起分析动态，研究对策，吴晗、闻一多还受委托，精心修改稿子，字斟句酌，付出了大量心血，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民青在给民盟云南省支部第二次通报书中，有过详细叙述，现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完整保存着。4月中旬，这份《国是意见书》公开发表了。这是西南联大首次以全体学生名义发表的政治宣言，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洪德铭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4）

4月中旬，民盟云南省支部主要负责人和几位先生提出要把民青建成民盟的外围组织，提出将*青年同盟更名为青年*同盟，简称“青盟”，将民青章程上写的“为实现新*主义而奋斗”的宗旨，改为“为实现*主义而奋斗，接受中国*同盟的领导”。我们明白表示民青是独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决不隶属任何政治团体。我代表民青多次向吴晗、闻一多申述意见。他俩由于心地纯正，理解进步青年的思想感情，同意和支持民青的态度，终于挡回了那几位先生的要求。就这点说，吴晗、闻一多实际上充当了民青的“保护神”。

与此同时，在吴晗、闻一多全力帮助下，民青筹办了一个小型秘密印刷厂。民青执委会多次研究了这件事，人力技术都不成问题，关键是缺乏资金。我多次向闻一多、吴晗汇报情况，他俩认为民盟也需要这样的印刷厂，表示全力支持。除可以从民盟捐款、《*周刊》广告费拨出10万元外，还可从闻先生本人的治印收入和吴先生自己的稿费中补助一些。我们觉得闻先生有八口之家，吴师母要治病，就婉言谢绝了。为了购买脚踏印刷机，经过东拼西凑之后，还差3万元资金。实在没有办法，我用洪田禾化名亲自给吴晗写信，汇报印刷厂进展情况，请设法再投资3万元（此信原件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只过几天，这3万元就转到肖松手里（肖接替王汉斌分管工人分支部和印刷厂）。资金设备都落实后，秘密印刷厂很快就在徐庆华家中办了起来。昆明四大学《国是意见书》、《民盟通讯》、《渝风》、昆明《五？四纪念特刊》和毛泽东的《新*主义论》等都是在这儿排印的。后来“一二？一”运动中的宣言、文告、《罢委会通讯》、《一二？一惨案实录》以及百多万字的各种宣传材料，也是在这里印成的。印刷厂在昆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吴晗、闻一多的功劳。

为了严守秘密，吴晗、闻一多都不知道印刷厂厂址，民盟要印文件、材料都交肖松带去。有几次，吴晗忍不住想去印刷厂看看，肖松只好支吾其词；他问我，我说也从未去过。闻一多却从未打听厂址的事。后来，民青工人分支部改称*工人同盟，连同印刷厂都交给了党组织直接领导，但我们仍以民青名义向吴晗、闻一多汇报印刷厂经营情况，继续得到他俩的支持和指导。

4月底，闻一多、吴晗向民青转告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在国统区发展*运动的方向。民青、民盟协商后，通过西南联大等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作出决定：从4月30日起，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使昆明学生和各界青年受到深刻的*教育，并在5月4日举行昆明各界青年反内战、争*的示威*，用散发传单、标语方式公开向社会宣传*的政治主张和人民的要求。事先，吴晗、闻一多参加了策划工作的全过程，当出现阻力时，他俩用“一二？九”大*震动全国的事例来鼓励我们，坚定了大家的决心。经过民青的串联发动，举行*的主张获得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多数理事和进步社团赞同后，他俩又通过各种渠道，在地方上层和文化教育界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疏通和发动工作。吴晗还悄悄告诉我，华岗基本上是赞同的，龙云也不会为难。

洪德铭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5）

可是，直到5月3日，联大、云大、中法三校自治会中的个别党员和少数理事还坚持反对，争论不休，未能作出决定。除陈定侯、王念平、严振等把民青的主张带到四大学自治会内进行辩论和发动许多进步社团向四大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