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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精神的红军干部。

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就积累了办学经验，理解办学的重要。

刘伯承经常对教学干部说：古今中外能打胜仗的军队都没有“不教而战”的，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打起仗来东撞西碰，四零五散，各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5）

红军大学开设的课程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其中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都是刘伯承译成中文的。

还有军事地形学和射击原理，战术课紧密结合当前的实际，刘伯承提出要学会“打”和“走”。

“走”是长征的一门主课，一是给学员们讲爬雪山过草地等不同地理环境的行军、宿营、警戒各方面的知识；二是讲红军北上可能经过地区情况，如地形特点、气候变化规律、沿途民情和物产分布，以及敌人的部署概况等等。

“打”的内容就是可能遇到的不同战斗，如何对付敌人。

要求学会打骑兵、打平地战、打山地战、打河川战、打麻雀战（过彝区学到的）。

刘伯承倡导教员讲课多做示范，安排学员多做操练，使学员们较快地掌握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做到会带兵、练兵、用兵。

炉霍是藏族聚居地区，地处草地，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很差，补给困难。

朱德、刘伯承号召全体同志努力适应环境，动起手来克服困难。

大家利用大喇嘛庙储存的大量羊毛，人人学会捻线，织毛衣、毛裤、毛袜。

不久，每人都织成1套羊毛衣、打好3双草鞋。

烧柴很困难，校部领导请藏族新战士表演烧牛粪和架帐篷。

粮食吃完了，只能吃青稞面，学校办了采野菜短训班，大家挖野菜来补充，挖野菜比赛开展得有声有色。

学习条件极差，晚上没有灯就点松脂照明，用颜料冲成墨水，用石灰块在石片上书写。

学习情绪依然高涨，甚至在丹巴休息一天，向炉霍转移时，第二天要翻越5千米高的党岭山主峰，高级指挥科还在坚持上课学习。

高级指挥科就是在克服这些极端困难条件中完成了学习计划。

学习期间，刘伯承校长只要有空常来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风趣，举例形象，还善于运用典故。

学员们听了都感到大有提高。

生活困苦至极，但并不能阻挡红军大学的教学成就。

在炉霍，红大举行了一次阅兵和体育运动会，检阅台搭在喇嘛庙前，朴素壮观。

军事体育表演过后，朱总司令和刘校长检阅队伍。

接着刘伯承讲话，他声音洪亮地指出革命的光明前景，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的人民武装要组成浩浩荡荡的方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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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兵新孙吴战例邢沙永（1）

把握主动权刘伯承精通《孙子兵法》，能背诵如流，而且理解透辟、见解独特，运用自如，并能创新。

他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讲授《孙子兵法》时，曾经运用大量的战例、掌故、斗争实践，深入浅出地阐述《孙子兵法》关于战争规律、哲理和谋略的精义。

“论兵新孙吴”，陈毅对他的赞语当之无愧。

马克思主义主张继承并发扬古今中外的智慧成果，以丰富科学真理，造福于人类。

刘伯承认为：“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

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

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

孙武用兵，非常重视争取主动，有“致人而不制于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的思想。

而在刘伯承的战术运用中，“必须把握趋利避害的机动”是极为突出的。

他总结出掌握战争主动性的理论，十分精当：“无论是在构成战线的附近，或挺进到敌人的深后方作战，都要把握住主动性、秘密性、迅速性、坚决性和干脆性，主要是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