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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贯道：覆灭与逃亡（2）

北京市委制订了具有地区针对性的方针：逮捕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登记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分子；对一般道徒一经声明脱离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则免予追究。（《北京取缔反动“一贯道”纪实》许圣义、许圣道、许昌浩）

8月1日，江厚和同学们来到辽河以西地区，白天走访受害者和普通民众。晚上向公安大队汇报情况，在每个村子都举行揭批现场会。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先培养学生，再由学生来发动群众的做法，切实可行见效也很快。

■　隐道1950

1950年正月里，一贯道“师母”孙素真在上海富民里25号一贯道“上海公馆”分批召见了各地负责人，布置秘密活动章程。这是一贯道对于新政府取缔政策最初的反应。

“武汉枢纽”的郭昆兰向王效峰等人传达了“母谕”：佛事一律停止；　一切形象要丢掉。停止点道，烧毁书训、名册、账簿、相片和通讯地址等。马上就要“天考揭晓”，“天考”就是新政府要取缔一贯道，“这是天考人的志向，千万别拉出前人，扯带后学”，其他还有“魔考”、“财考”等多种惑众方式。

在她发给各地道坛的信中，定下“修道是为灵性出苦”的基调。说为了“灵性”出苦，对新政府要抗拒到底，坐牢、枪毙、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身心遭受任何严重痛苦都要“看淡”。等一贯道的“祖师”李文斯出来就好了。

她认为能“好了”的日子，定在1950年端午节前后。到了1951年，“魔考”就过去了。

为了使道徒更好地隐蔽下来，“形象”要这样改变：说话走路不能再斯文；要改变原来剃光头、留胡须、穿长袍的外形，西装制服都能穿了，也可以打领带、留长发、穿皮鞋，偶尔看个戏、抽两口烟也被允许。家门口要挂鱼挂肉，让周围邻居知道他们不是吃斋的；各组长由新人出面，老人退到二线用化名，比如武汉的王效峰改为王义成，郭昆兰改名学仁。

在称呼和通信方面；　改用商业语言。这期间孙素真亲自规定了隐语的打法，点传师叫“经理”，吸收教徒叫“收货”、渡大仙叫“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道徒被抓叫“因病住院”，释放叫“病愈出院”，被取缔叫“生意不好做”（《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秦宝琦）。

此后，每周一次的联席会、小组会改为不定期。不久连不定期的会也停了。有事改用写小字条的方式相互传递。这种方式也没维持多久，1950年底镇反开始时，武汉一贯道停止了自己全部活动。

停止活动前宣传纪律中要求，要认定取缔一贯道天考，不要相信“坦白从宽”，那是假的、是套取口供的，最后，抱一问三不知、软拖和硬抗的态度，或装作无辜受害，大不了坐牢、枪毙；　为道牺牲是光荣的，“肉身丢掉，灵性出苦，玄祖超升，有何惧哉。（《一贯道内幕》王效峰）

此时，遵照指示在武汉、天津、郑州等地躲藏的王效峰获知从天津、北京传来的消息，当地已有道首被捕法办了。王效峰认为，这块大陆的最南端的广州可能是块匿身之地，同时在这里还可以根据局势选择是否去香港。他并不知道，孙素真还没等到1951年“魔考”过去，就已从上海取道广州，又从澳门转到香港了。

■　年底大扫除

1950年10月，*发出《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反革命的运动开始，同时，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一贯道：覆灭与逃亡（3）

这年年底，全国开展了一次统一行动。就像一年前的那个冬夜，统一查封妓院一样，扫除一贯道的行动也是整齐划一。

12月18日19时，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召集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局指示，组成以侦察科长为主的逮捕小组和审讯小组，10时半出发”，各区的抓捕名单已由市局治安处拟定完成。北京市全市统一取缔一贯道的行动从这夜开始。

海淀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许继忠等人，先在早已探明的道首住宅附近布置好武装，户籍警上前把门叫开，以查户口为名进屋检查。室内人员尚无反应，搜捕即已开始。搜查时，道首一家人被安置在一间房子里。搜查到的道坛器物等造册登记，登记在册的有日伪时期、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