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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下，母亲身穿短袖布衫，戴着草帽，坐在地上，拿着榔头，对准面前砧石上的石头，一锤一锤地不停地砸。为了防止石子四处飞散，还用草绳编成一个很粗的圆圈，左手捏住圈柄，将石子团团套住。刚开始，因为母亲从未干过这种活，很不熟练，一不小心，沉重的榔头就砸在自己的左手背上；四处乱迸的碎石，不断地打在脸上和身上。我真不知当时母亲是怎样忍受过来的。
晚上七、八点钟，母亲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来。脸上晒得黑黑的，臂膀上都晒脱了皮；左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头发散落着，上面布满了灰白的尘土。看着精疲力竭的母亲，我心疼地说：
“您太累了，明天就不要去了。”
“没有什么，只是手臂酸痛，过两天就好了。” 母亲平静地回答。
倘若当时能够多休息几天再干，母亲的身体也许会好受些。可是，第二天一早，仍然得去继续干活。母亲就这样顽强地硬撑着。
歇了一会，母亲带着羡慕的口吻对我说：
“我要是有一根旧的宽皮带就好了！”
我懂得母亲的意思，她想要一根旧的宽皮带，来代替套石子的草圈。
“草圈不结实，用不多久就砸烂了。我看见有人用旧皮带，既牢实，石子也不容易迸出来，真的很好用。”
我听着，心里难受极了。那是五十年代，人们普遍都很贫穷，系裤子，大多用布带或绳子。奢侈的皮带，算来也是罕见之物，我又上哪里去找呢？连一根旧皮带，我都没办法帮助可怜的母亲。
直到今天，我仍忘不了母亲在说“我要是有一根旧的宽皮带就好了！”那种渴求的目光，那种不值一提的愿望，让我想起来，一辈子都心酸！
那段时日，母亲就已患有哮喘病，只是未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母亲如此的辛苦，可是，我却从未很好地体谅她，帮助她。平日里的家务事，我总是懒得去做的。母亲喊过一、两遍后，不见我马上去做，她便不再作声，既不责备我，更不会打骂。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自己去做，一边叹息着，一边喃喃自语：“求人不如求己啊！” 如今想起来，这句话像钢针一样，刺痛着我的心。我悔恨自己，当时怎么那样不懂得照顾慈祥的母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
1966年5月，“五&；#8226；一六”通知一声令下，*开始了。人们原以为，这只是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文化界的事，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名为“无产阶级*” 的运动，竟会演变成全国范围内，党、政、军，工、农、兵、学、商齐参加的一场大斗争，从上至下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以至说不清，道不明哪天灾难就会落在自己头上，人们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苦苦煎熬的时间比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还长。
随着运动迅猛地展开，一场空前的红色风暴，铺天盖地袭来……
母亲好像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开始焦虑忧郁，惶恐不安起来。因为，自解放以来，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使她感到惴惴不安，忧心忡忡。“剥削阶级”、“地主份子”的罪名像驱之不散的幽灵，日夜纠缠在她的心头。每一次，她那极强的自尊心，总会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在母亲的心目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人一生下来，就应该和周围的人是平等的。她曾对我说过：“无论在哪里，都不要瞧不起别人，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老百姓的；不管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只要他不干坏事，不危害社会，就该一视同仁。”
解放后不久，母亲向往着与人平等，向往着通过自食其力取得与人平等的权力，还特地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改为平等的“平”。我想，这就是母亲潜意识中最朴素的“*观”吧。
记得那是1956年，母亲第一次拿到了选民证，她心里非常高兴，有了选民证，就应该是和一般人平等的公民了。她小心翼翼地、像宝贝一样将它收藏好，似乎有了它，就可以重新抬头做人了。但是，无情的事实，却远不像母亲想的那样天真，那样简单。
她万万没有想到，虽然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努力改造，身体力行，在她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普通公民时，等来的却是*的狂涛，再一次将她善良的愿望撞得粉碎。
“黑五类”，这个令人胆寒的政治帽子，又一次沉重地扣在母亲的头上。运动中，虽然没有被押到台上批斗，但“早请示，晚汇报，就地监督改造”，已使母亲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