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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的问题。我一定努力争取和领导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1965年11月4日 大事记(与X处长谈话的第二天)
昨日和X处长谈后,回家思索,觉得领导还不太了解我过去的“结论”情况,我找到了58年5月的日记,把结论记录都叫X处长看了,X处长说,这样就好办了。我表示一定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奇怪!怎么领导上过去不看我的材料呢?)
1966年2月19日 大事记
X处长找我谈:我的枪的问题经研究后和我所谈的一样,历史已搞清楚并说不久支委将讨论我的申请。我准备把近一年来的日记都交给组织看看,把我的心交给党,以便更加了解我的一切!
…………
纪元在这几则日记当中,凡是提到“枪”字,都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可见对此事的讳莫如深。
这些日记今天读起来,怎么能不让我感伤复感慨?
我为自己父亲多舛的命运而感伤,更为他对党的忠诚而感动。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里,或许像纪元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正是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和各自不平凡的经历,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悲怆乐章。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我质问自己究竟在干着什么勾当,是在写作吗?不是!我是在“解剖”自己的父亲,并不无残忍地将父亲天生就脆弱的神经一根一根地“剥离”出来,哪怕那上边是血迹斑斑,任凭它疼痛得在我这字里行间战栗……
唉——如果仅仅是为了写这本书,就把父亲原本完整的人生“撕碎了给人看”,那我可就太不是东西了!
古玩与家训
梦璋当年做“义导员事务所”的时候,跟古玩界多有交往,早年跟着登莱普的屁股后面转,多少也“练”出了一些眼力。那个时期,在古玩界里虽然“蒙事行”的勾当屡见不鲜,但“行里人”大多还是比较讲诚信,况且梦璋是导游里的“头牌”人物,古玩行里求他的人扯了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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