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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姐姐带着我到粮店里买东西，我偷着抓了人家一把红小豆，想冒充相思豆去“还债”，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红小豆的颜色儿不正，就拿红水彩给染了，晾干了之后用脏兮兮的小手捧到我爸的面前。

我爸瞥了我一眼之后冷笑着对我妈说：“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儿！”怎么我就跟不是他儿子似的？

这时候母亲正小心翼翼地给父亲炸花生米，一句话也不说。看着她老实巴交的样子，我就更讨厌那个揣着把破红豆，从南国跑回来的“病秧子”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父亲晚年病重的时候，整日卧床不起，周身疼痛难耐，每天就盼着我这个当儿子的回到家里给他按摩按摩，才能勉强感觉舒服一会儿。按摩时为了给他解闷，我就没话找话的扯闲篇儿，不知怎么着就扯到了这把红豆上。

伴着我上下揉搓的熟练指法，父亲似睡非睡地又回忆起了他的这段浪漫故事。说到经典之处，他居然坐了起来，那原本充满倦怠的两眼竟闪现出一丝的光芒，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激荡的年代。

然而这丝“光芒”稍纵即逝，实在是太短暂了，我拼命想帮他拉住这段记忆，可我无能为力。

看着他渐渐黯淡下去的目光，我清楚地意识到父亲这团生命的烛光就快要燃尽了，心中止不住一阵阵的刺痛和酸楚，眼泪夺眶而出，好在和脸上的汗水搅到了一块，才没被人看出来。

那一刻我彻底原谅了我爹，原谅他当年有过的这么一段“红豆生南国”的故事。

买枪

由于染过恶性疟疾之后，纪元表现出对南方严重的水土不服，每每小病不断。再加上文英在北边“扯后腿”，于是在1950年年初，纪元就离开了他热爱的部队，复员回到了北京。

北归的行囊非常简单，他把“桂林市军管会”的臂章取下来，和当年“华大”的校徽放在一起作为永生的纪念。然后就是那把“救命”雨伞和部队送给他的一把德国小提琴，再别无他物了。

然而，就在纪元离开部队之前，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也是让他抱憾终生的事情。

他秘密地将当年梦璋为他藏在皮坎肩里的那条金子化掉，除了打出了一对结婚戒指之外，用余下的黄金不知从哪里换了一把手枪——同样是一把“勃朗宁”牌的精致手枪！

是他还在惦记着“复仇”二字吗？也许是吧，但炫耀的成分恐怕更多一些。

或许他想着：自己要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海淀的“合业草绳工厂”，找到那个该被枪毙的小资本家算算账，到时候我会把手枪掏出来，在你小子的面前尽情的比划，看着他跪在地上求饶，看着他被吓得屁滚尿流……

据说纪元回京后还真去过那家草绳工厂，然而却物是人非，他的那个仇人已经永远的不知了去向。纪元抚摩着那些他曾为之流过汗的机器，感慨万端。

于是他脱掉外衣，又“操练”了一回，自己打出来一骨节草绳，并和几位过去认识的工友照了张相，与日后和妻子儿女们在一起照的“全家福”做对比，照例题诗二句：“昔日工厂当牛马，今朝当家做主人”。值得庆幸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

记得“文革”时期，纪元在“挨整”的时候，他曾捧着这段草绳和照片向造反派哭辩：“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受过资本家剥削的，有草绳为证！”

弃枪

然而当时的纪元，思想实在是太简单幼稚，感情实在是太冲动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大忌“私藏枪支”。

当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已为时晚矣。“肃反”时期传闻卖他枪的那个人“东窗事发”，不用多想，这事儿很快就会顺藤摸瓜地查到纪元头上。新婚燕尔的小两口，没有享受多少蜜月的幸福，让这把手枪给闹的是惶惶不可终日。

怎么办？上缴吧？不成！这等于是自投罗网。不上缴吧？身边总藏着颗“定时炸弹”，也不成！

思前想后，权衡再三，纪元一跺脚，做出了这个他一生之中最为错误的决定：将这只精巧的手枪连同自己近来的心病一齐销毁，把它扔进河里或者湖里，让它永远沉匿水底，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和煦的春风吹皱了北海公园太液池的一湖静水，远近是一只只的游船，少先队员们正在过队日，唱着优美的歌曲从他们的身边划过。纪元不自然地冲着他们微笑，在他看来，那些稚嫩的面庞和天真的目光，似乎都能识破自己，不由得产生了少许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