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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请教授、招生开课同步进行，尽快上马，要先调一批教授来，学员也立即从各大军区选调。前天我离开怀仁堂时，简单地向总理讲了这个想法，总理同意。昨天，我又去看了彭老总，彭老总很快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他说支持我的这个‘三边并举’的方案。现在主席下达全国军校调整的命令，就是6月23日军委那个命令。军委已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和志愿军三兵团部分干部为基础，尽快建立军事工程学院，校址初定在哈尔滨。三兵团司、政、后干部要尽量多调一些到学院工作，所以，你懋之是一定要到学院的呀。三兵团各军也调一批师团营干部，你写个名单给我，我好向军委总干部部提出来。”

李懋之说：“三兵团司、政、后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工作能力都不错，可是现在还在打仗呀，全调出来兵团党委也不会同意，可以争取多抽几个。至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干学校工作恐怕不行，司令员，你还是让我回朝鲜吧。”

陈赓有点热了，抓起大茶缸来“咕咚咕咚”喝了半缸子茶水，擦擦嘴，大声说：“你别想打埋伏，你住过西北军士官教育团，当过太岳抗大分校的教育长，肚子里墨水不算少啦！总有点学校生活体会吧，不会就学，大胆去干。我马上调第二高级步校徐立行副校长先来，总理已写信请苏联派首席顾问来，等苏联顾问一到，我们一块去各地选选校址，调研一下。回来成立个筹委会，你就来参加筹委会的工作。你赶快回邢台吧，把甄别工作抓好，不要留后遗症。让人家当了一回‘老虎’，还得重新变回个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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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2）

送走李懋之，陈赓仍处于兴奋状态。这几天，他仔细考虑筹建学院的各方面工作，弄得夜不能寐，又多次去军委，与粟裕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对军委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方案做具体的细化工作。军委向远在重庆山城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下达命令后，陈赓每天与该校的电话不断。军委根据陈赓的意见，又向南京的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发出调动命令，要求该室副主任胡翔九和副主任张述祖先带领部分专家到北京向陈赓报到。

此时的陈赓，头脑里只有一个字：快。中国兵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兵贵神速”，打了一辈子仗的陈赓，现在从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接受了一个比打仗还要复杂的特殊任务，按他自己的理解，办军工是为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去“打头阵，奠基础的”。他这样对傅涯和身边的干部说：“几十年来，我所熟悉的沙场杀敌，野战攻城，长途奔袭，现在用不上啦，现在要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一个我现在还说不清的多兵种的高级军事教育阵地上打一场大仗，想想吧，这有多么艰巨，多么重要啊！”

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对我军现代化的渴望像一股日夜不息的激流冲击着陈赓的心房，给予他无穷无尽的热情和动力。他多次对大家说，不把军事工程学院办好，决不罢休。他在北京一时还没有办公地点，灵镜胡同就自然成为筹办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一个指挥部，他天天在这座小四合院里大声吆喝，调兵遣将，一面指挥各路人马向北京集中或向哈尔滨搬迁，一面从三兵团物色干部，抽调各方人员组织筹备工作班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建国初期的通讯设备还很落后，长途电话杂音大，听不清，陈赓一手抓住电话机，一手摇着大蒲扇，大喊大叫：“徐立行吗？我是陈赓呀，你还在哈尔滨吗？”

电话那边是陈赓熟悉的上海腔，徐立行回答：“报告陈院长，我是徐立行。”

陈赓说：“你得赶快来北京呀，你们几个头头分分工吧，让张文峰带先遣人员快去哈尔滨，让张衍在重庆督阵，你就跟我建筹委会吧，明天就动身来北京！”

陈赓为什么点完李懋之的将又去急调徐立行？这是因为他很了解这个在延安抗大时期就认识的“书生干部”。

徐立行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中值得浓墨重笔的人物。他的坎坷人生颇有几分传奇性，笔者不可不先交代一下。

徐立行原名俞献诚，1911年3月生于上海浦东高桥，父亲是邮局的小职员，姐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徐立行九岁丧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为了贴补家用，读小学的徐立行辍学做了几年香料厂的学徒，父亲不忍心，省吃俭用又送他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徐立行天资聪明，在这所用英文授课的中学中成绩名列前茅，学业极佳。15岁那年，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徐立行因家中生活窘困到了极点，不得不离开学校，转年报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