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页)

，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公然叫骂大总统一个多月，总不能不管吧，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此事。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接着依照法律，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戴季陶所骂者，熊希龄时任内政部长，唐绍仪时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时任临时大总统，章炳麟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而他所获罪行并非“诽谤”或“颠覆政府”之类，而只是是“鼓吹杀人”，罚款30。

戴季陶时年23岁，没有后台，何以如此好运，其实和运气无关，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本就是各派相互制衡的产物，大家都不放弃自己参与国事的权力，更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大家言论的自由，一时间，全国报刊林立，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批评政府的文章时常可见，人们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以言获罪的情况也较少见，言论环境相对而言较为宽松。这当然不是袁世凯一人的功劳，是所有参政议政者共同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一段佳话喝一声彩吧。

听你这么一说，这共和还真是好东西啊，一推翻帝制这一切都好了啊。慢着，我可没说一切都好啊，按照先礼后兵的规矩，我们先说的成绩，但是，不足也是要说，而且不足那是相当的多，多到我都不知道从哪入手了，只能想哪讲哪，听明白听不明白的，我也没办法，谁让这段历史乱成一锅粥呢。

先从民国政体开始讲吧，大家都没搞过共和，袁世凯不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也一知半解，但好在这些革命党都留过洋，孙中山更是长时间生活在国外，虽然没吃过猪肉，但大都见过猪跑，于是照着葫芦非常认真的画起瓢来，平心而论，瓢画的还是蛮像的。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章太炎、宋教仁等提倡的是责任内阁制，也就是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相互制衡，这样可以限制总统权力。但孙中山坚决反对，你们说的这套和平时期管用，而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你们信任我才选的我来当这个临时大总统，可又要加一个限制手段，这怎么开展工作啊。大家一想，孙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限制太多，效率必然下降，那就实行总统制吧，也就是说总统即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也就是现在美国实行的制度。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从政经历啊，不光没从过政，就是手下多管几个人的管理工作都很少有人做过，以前光挑别人毛病了，你们这么干是不对的，应该这么干。如今人家不干了，让你干，才发现挑毛病实在是件轻松惬意的事。

孙中山和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集结在南京的20万起义军，这些人集中在这是准备北伐的，可这么些人凑在一起，要吃饭，要发饷，钱，政府需要钱。原来孙中山等人靠募捐维持少数革命党的生活及活动费用，还是没问题的，可现在是20万啊，大家都跟着你闹革命呢，老大，你看着办。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一听，有道理，大笔一挥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这不光说明革命政府没钱，而且说明这个大总统根本没睡醒呢。

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收入来源，根本没人给你交税，城中到处是骚乱的士兵，局势十分混乱，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连总统府都出不去。有人说革命党软弱，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软弱，你坐到那位子上试试，烤不死你。所以说，南北议和已是不得不为的事情，推举袁世凯当总统，也许革命党心有不甘，但却是保存胜利果实唯一的办法。

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南京临时政府紧急出台一个《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施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