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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不对,尉文渊不能算庄家。尉文渊任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带有政府性质,并不是金融公司,他怎么能算庄家呢?其实,尉文渊正是利用了手中的行政特权,而最终达到了操纵市场的目的。1995年2月23日的“327”国债事件中,虽然管金生造成了一起巨大的市场操纵案,但当时147�40元的收盘价却已是事实。而尉文渊宣布最后8分钟的交易无效,当日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管金生觉得不公平,要求协议平仓也不被允许。宣布8分钟的市场交易无效,这不是对市场*裸的操纵又是什么?所以,国家才真正是最大的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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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市与八“牛”七“熊”(1)
众人都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国家才真正具有左右股市的力量。这话一点没错。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回顾中国1990年以来的牛熊变换,并说明政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关于中国牛熊划分的方法历来有两种,第一种是八牛七熊的划分方法,第二种是四牛三熊的划分方法。其实,这两种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下面的叙述中采用的是第一种划分方法,第二种划分方法在以后的章节中会提到。
1�“股市政策市”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成立的时候,并没有政策市的说法。当时限制股票涨跌为5%,后来变成1%,再后来变成0�5%。但由于股票少,沪市上市的股票只有8只,供不应求,几乎每天都是涨停盘报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延中实业由每股100元涨到了1599元,豫园股票由100元涨到了3580元,最后竟一度突破万元大关。1992年5月,随着上证所取消涨跌停限制,股指更是一发不可收,直冲云霄。从5月18日到22日,上证综指从544�35点涨到1339�99点,单周涨幅146%;其中,21日这天,指数从616�99点狂飙到1266�49点,单日涨幅达105%。为控制失去缰绳的股市。1992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明确规定从1992年6月12日起股票交易双方按3‰税率缴纳印花税。当天指数无剧烈反应,盘整一月后从1100多点跌到300多点,跌幅超过70%。这是国家在关键点位运用政策对股市的第一次出手,而这也造成了中国股市的第一次熊市。
股市暴跌引起国家高度重视。1992年9月28日,新华社发布重要评论《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为股市打下一剂强心针。1992年11月17日,天宸股份上市,沪指完成最后一跌,此后股指一路上行,第二次牛市启动。管理层的态度与政策通过重要官方媒体传递给广大股民。这是国家在关键点位对股市的第二次出手。
第二次牛市持续到1993年2月15日的时候,大盘已越过前期高点1429点,甚至超过1500点,达到了1536�82点。1993年2月16日,监管部门批准上海“老八股”扩容,大盘上探1558�95点的阶段高点后应声而落。第二次熊市来临。到1994年7月29日的时候,大盘回到325�89点,累计跌幅达到79�13%。而上交所上市的股票也在这段时间内迅速扩容至200余只。这次国家通过直接宣布扩容的政策来控制股市的涨跌,是在关键点位对股市的第三次出手。
股市的再次暴跌让国家坐不住了,1994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三项救市措施: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由于当天是周六,因此股市对救市政策的反应从1994年8月1日的那个星期一开始,直接跳空高开39�01点,当日收盘实现上涨111�72点,涨幅33�46%。第三次牛市由此展开。短短33个交易日从最低的325点上涨至1052点,涨幅为204�13%。国家对股市实现了第四次的关键性出手,中国股市是个政策市的说法首次出现,并流传开来。
此后,国家对股市的控制更是得心应手,要涨就涨,要跌就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中国股市彻底沦为政策市。
1994年9月14日,大盘达到1052�94点,资金开始关注更加“刺激”的国债期货市场,陆续从股市撤出,第三次熊市开始。与此同时,“327”国债期货事件也在不知不觉地酝酿当中。到1995年5月17日,股指已跌去将近50%。当日,由于受“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影响,国家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大量国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