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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山笑说，“典型老贫农一个！”然后指着窗外，整理成四四方方的畦地，井字型甬道两边放满各种大大小小花盆，足有半亩大的小院说，“除了和人下下棋，打打门球，聊聊天，就是摆弄他的这块责任田。家里的上好茶叶，他自己都舍不得用，一盒一盒倒在那个大小水缸里泡起来当肥料用，种西红柿，种黄瓜，种豆角，有时还试着种高粱玉米哩，再加上养花，都浇得是茶水。还到处推广，美其名曰，他经营的是无公害农作物和花卉。”

白东明说：“这倒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

冯其山显然对谈父亲的话题不感兴趣，拿起茶几上一盒开了口的熊猫牌香烟，一边自己刁起一支，一边又把烟盒放在茶几上推给白东明，等白东明抽出烟，他先给自己点着，又把打火机递给白东明，这才笑着说，“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骨头缝里边是一个老农民。”然后吐一口烟，接着扭转话题说，“不谈这些。你们那位公孙龟年驮夫先生可好？”

白东明知道冯其山对公孙龟年有成见，模棱两可地说：“还可以吧﹗”

冯其山说：“大概还在写检查吧？”

白东明说：“已经写过几遍了，据他们社主持工作的杨大康同志告诉他，省委总是认为检查不深刻，还在重写哩﹗”

冯其山开怀大笑。然后又沉思状地说：“书呆子一个。写得再深刻，你就能过得了关？你小子这次就铁定认栽吧﹗”

白东明本来对公孙龟年的事已经有这种预感，见冯其山也这么说，以为他有什么确切消息，急忙问：“有消息来源？”

冯其山说：“础润而雨，月晕而风嘛。这还用让谁明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一个，这顶高帽子，他小子能够躲得了不戴？”

白东明说：“这么一件小事，够得上如此上纲上线吗？”

冯其山说：“够上够不上，那就要看手中拿帽子的人说了算了。打定主意要给他戴，不够你也得够，不想给他戴，够也可以说你不够。不过，依我看，这次这小子确实是栽定了。刚才，我听杨大康对老头子说，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有关上级精神，省委一把手亲临会议讲话，好几次都特别点了《场》杂志，调子很高，也非常严厉。”

白东明一惊，说：“杨大康﹗就是我一进门碰到的那个人？”

冯其山也吃惊地说：“怎么，你不认识？老爷子非常欣赏这个人，常夸。文革中跟老头子在川陵县下过一年乡，还帮老头子练书法，字写得确实好，人也漂亮。还差点成了我的大舅哥，姐夫。依我看，就是有点小人气，总是一副电影《地道战》中，太君报告员模样。鬼鬼祟祟的。恐怕是一个早点盼着公孙龟年这小子倒霉的货。”

白东明听冯其山这么一说，心想，怪不得刚才进门碰到时看着面熟，原来他就是《场》社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兼社长杨大康。这令白东明油然想起为省委副书记的马斌当秘书时，杨大康写给马斌的那些信，当时他就对名叫杨大康的这个人，产生恶感，那都是些告状兼自我表功信嘛。后来，他也见过两次杨大康到省委面见马斌，首长竟然同杨大康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好长时间。再后来，随着自己的工作变动，就再未见过此人，没想这次无意中又碰到了，所以也就想不起他是谁了，只是感觉面熟。

白东明说：“他找首长就为说此事？”

冯其山说：“恐怕也为他自己，好早点坐上那把副厅级交椅吧﹗”

白东明说：“其山哥，你就那么恨公孙龟年？”

冯其山说：“原来确实是很恨，现在也有点儿，但也扯淡了。”

白东明说：“怎么说？”

冯其山说：“老实说，恨归恨，其实这小子确实有才，他的那些作品思想的深刻度、思考问题的独特性，确实是高人一筹的。如果不是他那本《天眼》关涉到我，拿我垫背，作为他的思考材料，如果以纯然代沟角度而论，我甚至都称得上，他的一个最忠诚最崇拜的读者和观点赞同者。”

白东明说：“是吗？”

冯其山说：“这个家伙别看是书呆子一个，抛开他的良知良心和勇气不说，事实上他的作品，还体现岀一种新型政治家的胸襟、视野、思想与品格。绝非像我家老爷子，这等满脑子高梁花子老一辈政治家可比。比如他对法治与人治的思考，比如他对封建主义思想浸淫下，个人权威对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的思考，对人治状态下的民主，和法治状态下的民主的对比思考，都见针见血，说到骨头缝里了，是言人所未言和人所畏言的。可是他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