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2/4 页)

他逐渐消除尽净“纤夫”的遗声遗色，从而使他从“纤夫事件”的瓜葛中解脱出来，还原为一个纯粹军人“公孙龟年”；如果不是高旭旺在他转业之前，消除掉他的档案中，有碍他前途命运的实质性内容，只在“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栏内，笼而统之填写上一句“曾受过留党察看处分”，而在不失原则性前提下，使“纤夫事件”实质性内容阙如；否则，地方上哪个单位哪个部门，能够接受一个、敢于接受一个笔名叫纤夫的诗人呢？能够接受一个、敢于接受一个被全国通报“所有书、报、刊编辑出版单位，不准再发表和出版其作品和有关介绍、评论文字”的“钦犯”呢？

公孙龟年在生出对高旭旺绵绵不尽感激之情的时候，也为自己过去某些小小狡猾伎俩而不无庆幸。比如，笔名“纤夫”，打从“文革”之后，他把那本地下刊物《我们》编者，给自己起下的笔名“千夫”，谐其音改为“纤夫”，第一次使用它公开发表诗歌作品时起，直到三年前不再发表作品为止，他从来就没有让这个笔名和本名“公孙龟年”，作为铅字一块出现过。他至今没有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可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并应编者要求附带让作者自备“自我介绍”文字，以备刊用的时候并不少，但在那些文字中，以及在别人为他写的评论文字中，他从来没有让出现过，“纤夫原名公孙龟年”之类字眼。甚至，直到老实的妻子杜花团，把那封有关部门的追查信，封面上写着“转诗人纤夫所在单位领导收”的追查信，原封不动地转寄部队领导之前，连部队也没人知道，“纤夫”就是他公孙龟年。

这是公孙龟年刻意为之的结果，这也令他犯事之后受益匪浅。

在公孙龟年受处分不再发表作品之后，在他走马灯般转换过的那些部队工作单位里，即使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也鲜有人知道公孙龟年即诗人纤夫。这既得益于高旭旺对他人事档案不失原则的技术性处理，也得益于他在部队养成的“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保密观念，和这种保密观念转化成的，对###染指的提防心态。当然从根本上讲，是得益于他犯事时，他的工作单位性质和对犯错误者的客观要求。

公孙龟年原来工作单位是一个部队绝密单位，素有“红色保险箱”之称的部队绝密单位，对外界接触是有严格规定的，包括向外投稿，既是不准涉密的，也是要求尽量不使用真名实姓的。

在这样单位工作，对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据说战争年代一般处理方式是让其“消失”，这种“消失”包括枪毙，也包括使用其它技术性的“自然消失”；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处理办法则绝少使用“人身消失”的办法了，一般处理步骤是，先隔离涉密岗位，再进行严格的警告“洗脑”教育，最后才是背着处分转换环境。轻者留党查看、降职留用到非涉密单位工作，重者开除党籍军籍贬谪为民，或长期劳教或判刑服刑。但无论哪种处分，在岀事人员的档案处理上，其犯错误的具体内容，一般都是要进行“空泛化”处理的。其出发点，依然在于防止泄密。这也是公孙龟年的档案中，看不到丁点儿“纤夫事件”影子的客观原因所在。

当然公孙龟年自己的狡猾伎俩也不能不说是他后来的一种保护色。

对“文革”政治公孙龟年并非心无余悸。他那浓烈而又总显偏执的诗人气质，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思考，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慎的行藏，常常是那样的不协调。他的诗作品表现得总是一种浓烈的入世情怀，而他与诗界却从来没有过直接性交往，连他的投稿，他与报刊编辑部的来往信件方式，都是特务性的，全是通过自己当乡邮员的妻子茹花团来中转进行的。他陶醉过自已的名声，他诗情狂放不羁，但在为人处事上却又冷静得要命，有时冷静到谨小慎微程度。

其实，无论过去作为一个行为严谨的职业军人，还是一位思想放浪、胆行无羁的诗人，还是如今作为一个已经弃诗而希图另起炉灶干一翻事业的军转干部，公孙龟年还是显得太单纯了。且不说军队并非真空，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对于他这样一位中国文化界重大事件的当事者，即使保护者再有多大本事能为他消痕灭迹，为他保密，但真正要做到又何其难？谁敢为友情把自己政治生命拿来作赌注？再说，就算高旭旺真为保护他，为他创造了一个真空和屏蔽，但在中国强大而密如蛛网、无所不在的政治触角面前，不是也显得蝉翼般微薄而不足道吗？

正当公孙龟年波动的心湖，渐渐平静下来，以为尽管转业分配到一个与自己有干系的《场》杂志，却是自己从未涉足过的一个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