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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组织》这本书中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在探索、在思考，集体农庄搞得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条路看来有问题，新的路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试一试生产责任制呢？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定额到丘，责任到人（户），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社员生产责任制，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戴洁天在燎原社进行的大胆尝试得到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李云河的大力支持。李桂茂甚至对戴洁天说：“你大胆地试，就是试到供给制，燎原社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了，也由县委负责。”

1956年的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中国农村一次大胆的变革即将在这里上演。

戴洁天走遍了燎原社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家底。他和燎原社的干部们把全社5　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　919个劳动者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把所有农活按劳动强度与技术要求分为10个等级，并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地块的土质、远近等自然条件，把定额指标逐件计算到丘，制成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对照表，分发给各生产队，各队按照自己的条件参照执行。

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形成。

辛苦是没得说了。10个月300多个的日日夜夜，戴洁天没有节假日，他甚至意识不到晴天和雨天。爱人分娩都顾不上照顾，让她自己半夜上医院。晚上研究得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到水缸里面舀一杯水，喝了权当晚餐。和他一起工作的村干部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常常挨老婆骂。家属们质问这些干部，天天三更半夜都在搞什么名堂？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仅春粮就增产了40％。

燎原社试验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吸引了温州地区1　000个高级社，17�8万农民自动参与到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中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忐忑不安的戴洁天终于可以用事实告诉人们“它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是美女还是妖精”。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放在30年后，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

早在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

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刚开始的时候，戴洁天写的报告还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认可，省委书记林乎加认为：“社员没有责任是不行的，永嘉动了脑筋，办法许多是好的……《浙南大众报》批评你们倒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你们概括的‘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四句话要倒过来，把‘统一经营’放到前面，这样就不会让人钻空子了，包产到户一句话太简单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3）

同时，《浙江日报》还将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还加了按语。但《浙南大众报》并不服气，将情况捅到了中央。其实，此时的中央希望农民集体化的程度能再高一点，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举措，早已定性为“单干”。一年之后，“人民公社”这个新词成为中国农村的新体制，将农村集体化的程度再向前推动了一步。对于燎原社和戴洁天来说，风波将起。

地委检查组的一个科长在燎原社召开座谈会，问燎原社一个叫林阿杰的小组长，包产到户到底好不好？林阿杰为人憨厚，还意识不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居然点点头说：“当然好了，社员现在生产热情非常高，我过去也没有养猪的，今年也养了头猪。短短两个月，全社增养生猪160头。”

那位科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拍案而起，大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