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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小蒋不肯罢休，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出去！”

那些贼眉鼠眼的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他们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小蒋放下了手，摸一摸下巴颏从容不迫地说：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挡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都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汹涌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蒋经国站在台上，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橙橙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几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晕，扩大开去，把台下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烁着闪烁着，给人一种热烈而迷离的感觉。只有群众的情绪是热烈昂奋的。

10月间，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召开常委会，蒋经国以常委身份建议在后援会中另设一个行动委员会，小蒋为主任委员，周百皆（蒋的秘书）、曾伯雄（进步教师）和汤彤瑢为委员。并在该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农民工作团，由曾伯雄任团长，汤任队长。任务是准备在南昌沦陷后到乡下打游击。

汤和一些青年朋友就这样在南昌近郊莲塘、樵舍等处，顶风冒雪地干了起来。从此以后，周百皆成了汤和小蒋之间联系的纽带。不久，小蒋同周百皆都到抚州新兵督练处去了。汤也就被调离了该团。

“蒋太子”行为方式很新鲜

蒋经国到保安处上班后，无事可做，甚感无聊。因为日常工作都由处长、参谋长处理。他只好自己找事做。

有一天早上，他身穿便服，头戴一顶半新半旧的遮眼礼帽，独自在南昌市区走街串巷。逛到府学前东侧的菜市场，他看见一个国民党警察正在殴打一个卖菜的农民，警察扭住农民的胸口上衣，脚踩菜筐，气势汹汹地向农民拳打脚踢。

小蒋看不下去，走上前去把警察拉开，顺手一推，警察猛不防往后退了好几步。一群男女老少围上来看热闹，人群中议论纷纷：“恶狗碰到恶猪婆，看他怎奈何！”

只见被奚落为“恶狗”的警察火冒三丈，拖住眼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恶猪婆”喝问：“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们的事！”

蒋经国没有回话，只是在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在警察眼前一晃。警察不看名片也罢，骤然一看名片上“蒋经国”三个字，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刚才还是神气十足的“恶狗”，一下子蔫成呆鸡，忙不迭“立正”、“敬礼”。

那时的南昌市的警察的确凶恶。南昌市号称“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国民党的省、市首脑对整顿市容和检查街道清洁，正搞得热火朝天。一伙警察把经念歪了，借此机会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南昌市警察局长黄光斗对敲诈勒索老百姓格外来劲，经常亲自督阵，闹得满城鸡飞狗跳墙。群众怨声载道，说：“南昌出了黄光斗，迷死猫儿害死狗。”局长既然如此暴戾，无怪乎警察对市民百姓逞威行凶，殴打卖菜老农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蒋经国看到警察软了下来，用告诫的口气说：“警察对老百姓要讲道理，哪能动手打人？下次如再胡闹，便要处分你！”说完，在菜市场转了一圈，径自离去。

警察当场丢丑，当然也是对黄光斗局长的一个打击。事后，黄光斗埋怨那个警察连蒋经国都不认得，其实小蒋如此行为方式，他心里也犯憷，于是连忙严令：“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警察打人，罪加一等。”

1938年初的某一天，小蒋在侍从的陪同下，身着便服游逛南昌街市，步行到豫章公园（今中山堂）对门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