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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再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拥簇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一“打倒以陈丕显、曾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抑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步上主席台。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幸亏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不然，那样的“革命”的口气，几乎很难模拟：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于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紧接着，他自称“小学生”，来了一番谦逊：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