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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