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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这个“副组长”的地位就日显重要了。特别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张春桥

组员　王　力、关　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历史真会开玩笑，那么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副小组长”，使“狄克”变成使中国亿万人民蒙受十年苦难的灾星。

第五章　策划“一月革命”

“先斩后奏”于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