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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四十岁的张春桥，比二十六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我逐版查阅着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向我提供了张春桥“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我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

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七月十九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声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

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何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