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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是的，我很遗憾。换个题目吧，你想谈什么？”

“大学。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奥斯汀皮衣。法学院在孟菲斯州大。”

“我以前一直想念大学，却没有念成。你是孟菲斯人吗？”

“我生在这儿，长在诺克斯维尔。你呢？”

“生在离这儿1小时的一座小镇上。我怀孕后就离开了那儿。我家丢了脸，他家本来就是一堆渣滓。我们只好走。”

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她与两个家庭之间似乎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的话题我当然不想深谈。怀孕的事她已经提到过两次，而这两次，本来都可避而不提的，但她很孤独，她想谈。

“所以你就搬到孟菲斯来了？”

“我们逃到了孟菲斯，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婚礼倒是气派得很，后来我流产就失去了孩子。”

“你先生做什么工作？”

“开叉车。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苏格兰人的后代，本领没有，却老是在做梦想去大的俱乐部打棒球。”

我并没有要她回答得如此详尽。我猜想，他从前念高中时，大概是个出名的运动员，而她则是最最漂亮的拉拉队长。这是一对最最典型的美国男女青年，偏僻小镇的高中先生和小姐，一个最最英俊，一个最最美丽。最最健壮，最最可能获得成功，直到有一天灾难终于降临：晚上没带避孕套，两个人一起作了孽。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做人工流产。他们高中也许已经毕业，也许还没有毕业。在丢了面子以后，他们逃离偏僻小镇，隐姓埋名来到孟菲斯这座大城市。流产以后，浪漫的爱情也随之慢慢消逝，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艰辛的现实生活。

他仍旧梦想着去大的球类俱乐部获得名誉和财富。她则无限怀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无忧无虑的岁月，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大学梦。

“对不起，”她说。“这些事我本不该谈的。”

“你很年轻，还可以去念大学嘛。”我说。

听了我这句鼓气的话，她咯咯一笑，仿佛是说她早就把这种梦想深深地埋葬了。“我连高中都还没有念完呢。”

对此我该说什么才好？说一些陈词滥调，叫她自学成才？去拿个普通教育水平证书？上夜校？或者；有志者事竟成？

“你工作吗？”我却这样问。

“有时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呢？”

“我喜欢出庭辩护。我希望能在法庭上度过一生。”

“做罪犯的代理人？”

“可能。他们有权得到有力的辩护，他们也有打赢官司的权利嘛。”

“杀人犯？”

“对。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请不起私人律师。”

“强奸犯和猥亵幼女犯呢？”

我皱着眉沉默了一会。“不。”

“打老婆的人？”

“不，决不。”我对此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她受的伤，也使我对她丈夫产生了一点怀疑。她很赞成我对客户的选择。

“刑事案数量很少，”我解释道。“民事讼诉我或许会办得更多一些。”

“替人打官司？”

“对，替人打官司。非刑事的官司。”

“离婚官司？”

“我不太情愿接这种案子。离婚案太叫人不愉快。”

她在努力把我作为谈话的中心，从而可以避免涉及她的过去，特别是目前。这对我倒挺合适。她的眼泪随时都有可能向外涌，而我却不愿把这场谈话弄砸。我但愿能一直这样聊下去。

她想了解我在大学时的生活：学习啦，派对啦，各种社团啦，宿舍里的生活啦，考试啦，教授啦，旅行啦。她看过大量电影，对大学生活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在她的心目中，大学4年其美无比；校园古朴幽雅，葱绿的树叶在秋天渐渐发黄变红；穿着运动衫的大学生们，在为校橄榄球队喝彩鼓劲加油；学生们结下的友谊将终生常绿常青。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尽管在离开故乡偏僻小镇之后立足未稳，却有着美好的梦想。她讲话语法正确无误，词汇量比我还大。她不太情愿地向我承认，她本来会以第一或第二名高中毕业，假如不是和克利夫·赖考先生发生了那段年轻人的罗曼司。

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讲完了我那辉煌的4年大学生活。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例如，为了能念完大学，我每周打工40小时外送比萨饼，当然是只字不提。

她也想了解我的事务所。我正在对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