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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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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前夜（1）

帝国来自邦国。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春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

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它对内使用权力，对外使用武力，名义上服从一个“天下共主”，相互之间却征战不断，是一种半野蛮的社会和不成熟的国家。但正因为不成熟，正因为有竞争，正因为半野蛮，邦国时代反倒充满了勃勃生机，创造出我们民族最为璀璨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社会从幼稚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步步高升，其间的悲壮惨烈和睿智聪明难以尽书。秦，就是这时在西方崛起的。

秦国的崛起开始于秦孝公。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一是商鞅的变法。

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所谓“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霸道”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尽快成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业”，才有可能完成“帝业”。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变法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内容有：一、废除“领主制”，实行“地主制”。首先，取消贵族领主的名位和特权，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不过封侯。侯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臣民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二、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三、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设为郡县，不立封国。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废除“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将一块土地等分为九块，分隔田地的阡陌（道路）呈井字形。八家农户，各自耕耘外围的一块（相当于自留地），共同耕种当中的一块（即“公田”）。结果是农夫们耕种自留地时卖力，耕种公田时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