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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论》。贾谊认为，当年六国不能战胜秦国，其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秦地乃是“被山带河以为固”的“四塞之国”，正所谓金城汤池，易守难攻。贾谊说，从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国国君前后二十余人，难道个个都是圣贤（岂世世贤哉）？当然不可能。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常为诸侯雄），实在是因为地理条件太好（其势居然）。六国之军“同心并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将领统率部队（良将行其师），最好的文臣运筹帷幄（贤相通其谋），难道居然都是草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当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来势汹汹而一败涂地（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实在是因为“形不利，势不便”。至于后来秦的灭亡，则有两个原因，一是“仁义不施”，二是“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依仗地险，使用诈力（兼并者，高诈力）；一统天下后，是守势，就应该改变政策，与人为善（安定者，贵顺权）。你都夺取天下了，还不广施仁义，岂能不亡？

来之不易的胜利（3）

杜牧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六国与秦都亡于“仁义不施”。杜牧说，如果六国之君懂得仁爱自己的人民，就足以抵抗秦国（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同样，如果秦国之君懂得仁爱六国的人民，就能万世为君，哪里会二世而亡（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所以，灭亡六国的，是他们自己，不是秦（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灭亡秦朝的，也是他们自己，不是别的什么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如果不懂这个道理，那就只怕还会灭亡。苏辙的说法又不同，他认为六国之亡在于贪婪（见利之浅）与短视（虑患之疏）。因为贪婪（贪疆场尺寸之利），所以不能团结（背盟败约），甚至自相残杀（自相屠灭），结果“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楚怀王曾与齐闵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相约抗秦互救。然而仅仅只是张仪一番摇唇鼓舌，许诺秦国送还商於（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领地六百里，怀王便背信弃义，与齐绝交。绝交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张仪当面撒谎当场耍赖，声称秦王当初只答应六里地，何来六百里之多？怀王大怒，三次起兵伐秦，屡战屡败，最后自己成了俘虏。如此贪婪与短视，如不亡国，那才是怪事。

显然，苏辙的《六国论》主要着眼于政策与策略，虽然也算切中肯綮，却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贾谊的《过秦论》则其实并未回答六国灭亡的原因。六国灭秦，固然是“形不利，势不便”；秦灭六国，难道就“形利势便”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么就不能谁也不灭谁，相安无事呢？至于杜牧的《阿房宫赋》，虽然讲得有道理，却也同时有问题。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确实的。六国不爱其人，也可能有证据。但六国之亡，并非亡于国人，而是亡于秦人。难道秦王在夺取天下之前是仁爱人民的，当了皇帝以后就不爱了？事实上，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秦，老早就是“暴秦”了，只不过变成帝国以后变本加厉而已。然而不爱人民的秦，却战胜了同样不爱人民的六国，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见地的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只有这篇文章才谈到了最根本的东西———制度。柳宗元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从西周到东周，诸侯们骄奢淫逸（骄盈），贪财腐化（黩货），穷兵黩武（事戎），政局动荡的国家多（乱国多），政治清明的国家少（理国寡），珍惜土地爱护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这是他们那个制度决定的。相反，秦之亡，则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明明有治国之策，却不实行；有治国之人，却不委任；只知道滥施酷刑强派苦役，弄得万人侧目，民怨沸腾，岂有不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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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不易的胜利（4）

这倒是很在理。毕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为，制度却更为根本，难怪毛泽东要建议大家“熟读唐人封建论”（也就是柳宗元这篇文章）了。据此，则秦最终夺取了天下，便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于“最好”）。而且，这个“最管用的制度”，还应该是在它王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为了帝国的缔造者。

秦能够成为新制度的创造者，倒也不足为奇。无论在“春秋五霸”中，还是在“战国七雄”中，秦都是历史最短也最没文化的一个。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齐和楚，此外鲁、宋、吴、越也不差。齐有韶乐，楚有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