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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

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