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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作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狙击。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天然屏障。

3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1500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50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

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1918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5分钟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7月20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