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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是最远离实情的了。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其贷款。这种以银行业的名义进行的滑稽剧使我大为惊异。公众的存款通过银行体系，通过国有银行，通过私人银行，源源送到那些根本不还钱的人们手中。

我们知道，如果格莱珉要成功，就必须信任我们的客户。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庭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

今天，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贷款者都打算卷走它们的钱，于是它们用法律桎梏来限制它们的客户。律师们钻研那些宝贵的文件，确保没有一个贷款者能够从银行逃脱。相对而言，格莱珉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在贷出者与借贷者之间没有司法工具。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人们会骂我们天真，但是我们的坏债率低于　1％。而且，甚至当贷款者确实违期偿还一笔贷款时，我们也并不设想他们是恶意这样做的。相反，我们设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况使他们无力按时偿还。坏债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在努力开发出有效可靠的贷款发放与回收机制的同时，我们还努力确保妇女从这一规划中受益。我们设立了一个目标，要使我们的贷款者中妇女达到一半。我们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吸引妇女贷款者，我们与孟加拉银行的通常惯例做斗争，它们基本上是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如果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仅仅是性别偏向，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我指出银行的性别偏向时，我的那些银行家朋友对我十分恼火。“你没看到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女士分行吗？”他们争辩说，“它们的宗旨是：只为女性服务。”

“是的，”我回答说，“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它们背后的那些打算。你们想得到妇女的存款，所以你们开设女士分行。但是，如果一位女士想从你那儿借钱的话，又会怎样呢？”

在孟加拉，如果一个妇女，即便是一个有钱的妇女想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那个经理就会问她：“您和您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了吗？”如果她回答“是的”，那个经理就会说：“他支持您的提议吗？”如果回答仍是肯定的，他就会说：“请您同您丈夫一起来，以便我们能和他讨论这件事，好吗？”但是没有一个经理会问一个来贷款的男人，他是否和妻子讨论过贷款的想法，或是请他带妻子来一起讨论。在格莱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贷款者中妇女只占不到　1％，这绝非偶然。这个银行体系是为男人们建立的。

最初，出于对这一状况的愤怒，促使我订立了这个目标：我们试验项目的贷款至少　50％要给予妇女。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关注妇女社会经济方面的理由。我们借给贫苦妇女的钱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借贷给妇女，比借贷给男人，能够更快地造成变化。

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为严重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妇女比男人更深刻地体会饥饿与贫困。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必定会是那个母亲。在饥馑与匮乏的年景，母亲还会由于无法用母乳养活她的婴儿而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穷苦妇女在孟加拉的社会地位是最没有保障的。当丈夫的可以任意将他的妻子赶出家门，他只需重复三遍“我和你离婚”，就可以和她离婚了。如果被丈夫如此离婚的话，她会很丢脸，她自己的父母家也不愿收留她。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幸，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赤贫的妇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虽然贫苦妇女不会读不会写，而且很少被允许独自踏出家门，但是她们看得更长远。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她们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坚韧。当一个赤贫的妇女开始挣到钱时，她对成功的梦想总是首先围绕她的孩子的。她的第二个优先考虑就是这个家。她想买器皿，造一个结实些的屋顶，或是为她自己和亲人们找到一张床。而一个男人的优先考虑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整套东西。当一个赤贫的父亲挣到额外的收入时，他更多的是关注他自己。所以，当钱通过一个女人而进入一个家庭时，会给家这个整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包括提高总体生活水平，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