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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入城前后，或到入城为止，曾有过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事实。杀害了三十万人啦，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啦，虽然这些数字有点不可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也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大宅考察组访问中共的报告》，载《每日周刊》临时增刊）。稍后进入南京城的杂志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据说于战败后不久，曾在某报纸上登载了一大版有关报道。但是，现在那位作家似乎也“无‘执笔的’记忆”了。写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

对此，铃木明怎么样呢？他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却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发行，更有甚者，竟获得了由那个出版社提供奖金的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

山本七平感慨地说，在《朝日新闻》报道“杀人比赛”时的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情况下，铃木明却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评论说“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臆造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历者的偏见》，第八十六页）。“勇士”不仅仅是铃木明一个人，“伊赛亚·本·达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业已自报家门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当然，铃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许从各地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过，左翼的恐吓等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与本多胜一在连载《中国之旅》时所受到的威胁相比，这几封恐吓信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敢于面对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以日本人来揭露日本人，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不妨看一下前记者铃木二郎在撰写《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剧”》时的感想吧。

后记

应日中友好协会的要求，我曾给该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写了文章寄去，题为《人人展〈南京大屠杀图〉观后》。这幅《南京大屠杀图》是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子夫妇于去年三月绘制完成的，这幅画高四米，宽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们曾完成了组画《原子弹灾害图》十四幅。这幅《南京大屠杀图》从埼玉县东松山市的丸木美术馆运来上野之森，首次在东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经刊登，立即有一位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朋友寄来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两处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订正的地方，并说该报刊登此文，非同寻常，因为过去报纸有一种倾向，很少报道这类问题，因而感到新鲜。经他这样一说，我才注意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虽出版过几本著作和论文集，但除《日中》杂志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国的团体的机关报、杂志上一次也未曾介绍过此类书籍和发表过书评。

我不会由于自己的著作为朋友们所忽视乃至敬而远之而斤斤计较，但我总觉得这与中国方面的态度有关。丸水位里曾对前去丸木美术馆访问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杀图》一画这样说：“这是日本人画的东西……曾经制造悲剧、到处破坏的我们……我们日本方面的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欢迎，也不会高兴。我想，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载《日本与中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

迄今为止，以“中日友好”为重的中国人，在接待日本人访华时，绝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军的屈辱和痛苦的回忆，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来。

对于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深切体谅，我们非常感激。然而，不论中国人是否保持缄默，作为日本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丸木夫妇才致力于需要非凡勇气的艰巨工作，用绘画形式，向日本群众诉说在中国首都南京呈现的、由日本军犯下的大屠杀事件的可怕情景，并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逆流勇进，高举了反战的旗帜。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着手有关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于与丸木大妇同样的思想。还有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认为要像丸木夫妇作为画家而描绘出《南京大屠杀图》那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现在，要由我们自己来揭露日本人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这项工作似有些别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公开复活。这里，澄清一下军阀对国民的错误领导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资对战争的罪恶性作出反省，同时希望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这是笔者的一点心愿，它使我有勇气来改编自己的旧著。

中国人从“中日友好”的原则出发，对日本人绝口不提难以忘怀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遗留下来的惨重灾难。中国有史以来的、那些不堪